台灣現今的長老比丘是支持比丘尼受戒的，一直以來也努力協助沒有尼僧團的佛教國家重建尼僧團。其中一個例子是星雲贊助國際受戒儀式，最著名的是1998年二月在印度菩提伽耶舉行的受戒儀式。20位斯里蘭卡比丘尼回國後，重建尼僧團，在此之前，該國已有九個世紀沒有比丘尼僧團了（Tsomo 1999, p.13）。台灣成了比丘尼見習的中心，不論是亞洲人或非亞洲人，包含南傳、禪宗、藏傳佛教的所有佛教傳統，都可以到台灣受訓和受戒。

 

星雲和聖嚴分別是佛光山和法鼓山的創辦人，兩位都是比丘法師，而證嚴無疑是台灣最有名的尼師；三人皆受印順的影響甚深。創辦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於1992年獲得菲律賓政府所頒發的社會福利獎後，被譽為「台灣的德蕾莎修女」（黃倩玉& Weller 1998；黃倩玉2009），她的慈濟功德會從基層的精舍規模，逐漸擴大到14個國家的基金會規模，單單在美國就有43個分會。證嚴將重心放在社會救濟和服務，為佛教增添新面貌，挑戰世人普遍對佛教所抱持的觀念：出世、利己和避世。但她不是唯一傳達這種訊息的佛教僧人，星雲和聖嚴也都強調，佛教不只是為了個人救贖，也是為了改善社會，為了人類福祉。儘管星雲和聖嚴帶領的僧團包括比丘尼和比丘，但比丘尼仍佔多數，且扮演著領導的角色。例如在佛光山有1,000名男女僧眾，其中900人是比丘尼。上述的中台禪寺的僧眾人數多於佛光山，多數也都是比丘尼。

 

這其實在台灣佛教界是個普遍存在的事實。自1953年在大仙寺受戒的第一批比丘尼，一直到1998年這45年來，已有超過12,000名比丘尼受過具足戒，佔所有受戒人數的75%（姚麗香1984, p.117-131）。有人估計，比丘尼和比丘的比例為四比一（李玉珍2000,1,p.353），有人則估計更高。高雄佛教會理事會主席會本法師表示，在1998年，台灣約有五萬名比丘和比丘尼，比丘尼佔多數，未來的人數預計會更多，他預估比丘尼和比丘的比例會增至九比一（會本 1998）。

 

台灣的比丘尼之所以受到矚目，不只是因為人數，也因為教育程度。許多人至少都有高中文憑，也有不少受過大學教育，有些甚至到日本、美國、英國等其他國家留學，攻讀更高的學位。如同台灣的職業婦女，比丘尼也從事教育、社會工作、研究和寫作、雜誌編輯、廣播和電視節目製作，並且運用現代技術管理寺院，就如管理公司的經理一般。在1978至1983年間，受過大學教育的比丘尼人數大幅增加，她們大約都是在1956至1961年間出生的，正是1968年，台灣政府制定九年國教的十至十五年以後。傳統上，中國寺院經常是唯一為貧窮孩童提供教育的地方，現在則相反，1980年代，成為比丘尼的女性早在出家前就受過教育，繼而為寺院的管理和功能帶來改變。對她們來說，佛寺不是逃避人生的地方，而是可以發揮才能、實現願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