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宗教的自主空間

宗教是社會的一環，與經濟、文化、教育等系統，都是國家行政的管轄範圍。因此，宗教與政治的交集是必然的。對宗教師來說，弘法必須處於宗教信仰自由的環境，而宗教自由的環境，則與國家政策以及社會的開放度有關。

 

在中古世紀的西方，皇室的權杖由羅馬教宗授予，這是「君權神授論」的應用，讓人們相信王權來自上帝的旨意，而願意服從皇室。於是宗教的權柄一度凌駕王權，另一方面，政治也藉著宗教榮耀王權。

 

宗教系統在政治環境中要能夠獨立運作，必須有良好的表現才能夠為自己發聲。東晉慧遠大師是這方面的典範，他向朝廷提出〈沙門不敬王者論〉，主張沙門無須對王者行跪拜之禮，這無異是對當朝宣戰。慧遠指出「袈裟非朝中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經過數度論辯，朝中的大臣再也提不出任何反駁。在政治霸權的環境中，佛教沙門爭取的是一方自主的空間。

 

中國大陸文革之例

以香港來說，一九九七年回歸後，從大陸到香港的出入境已開放，只要申請就可通過。人們家裡有親人往生，常延請不到當地的法師誦經，只好請從大陸來的法師。經懺佛事是他們很熟悉的工作，他們很喜歡到香港誦經，只是過海關時換俗服，用在家的姓名，出了海關就換僧服去誦經。誦完經後，又換成俗服到外面街上吃喝玩樂。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怪現象？中國大陸在文革十年期間（1966-1976），大批文化階層的人被視為黑五類，遭到下放、勞改、批鬥，一句被傳誦得耳熟能詳的「革命有理」口號，搞得人人鬧革命。革「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命，或說「反走資路線」。共產唯物主義不信宗教，說宗教是迷信，是窮苦階級百姓的鴉片。在當時，佛教僧侶更是遭到批判且被迫還俗，佛寺被大肆破壞，佛教遭遇了空前的浩劫。

 

有些佛寺在文革期間留下來當「樣板」，出家人可以住佛寺，但是必須工作才有飯吃。大家都用糧票，你怎麼可以不工作來賺取自己的糧票呢？有的僧人就穿著僧服下田打工以獲取糧票；有的則白天來佛寺「上班」，晚上就回家，家裡有先生或太太和兒女，他只是領這份糧票混一口飯吃，而不是真正的出家人。

 

珍惜信仰的自由

聽香港的法師轉述，文革時期雖然允許和尚住在樣板佛寺裡，但是佛寺根本無法發揮作用，因為沒有人敢走進佛寺，一走進佛寺就會被批鬥。宗教被政治強權壟斷，發生這些奇怪的現象並不足為奇。文革結束後，僧人終於可以回到佛寺。但是回過頭來看，文革對宗教樹立典範了嗎？一些老和尚感慨地說：「僧侶的楷範都消失了。」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信仰自由應值得珍惜，而且要誠懇認真地再從這個地方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