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池：袾宏生不逢時，不能生於與佛同世的正法時期；曾在〈彌陀疏鈔〉提過：「袾宏末法下凡，窮陬晚學，罔通玄理，素鄙空談。畫餅何益饑腸，燕石難誣賈目。」自問尚且不能明事，哪來的智慧理論世局？

 

知道自己淺劣有限，對「言過其行」深感可恥，所以，我不「空談」。也曾在〈畫像自贊〉中描述自己是「瘦若枯柴，衰如落葉，獃比盲龜，拙同跛鱉。無道可尊，無法可說。」因此，也只能奉勸大家：「但念阿彌陀佛！」

 

憨山：蓮池老大哥，您太謙虛了！剛出家時，德清也是「只憂自己道業成就否？」

 

但隨著出家年月增長，也憂心百姓、社會、國家！流放到雷州時，見到當地慘況，德清曾在寫給雪浪法師的信裡提到：「值歲饑異常，米穀湧貴，民不聊生。從去秋七月，至今不雨，野無農夫，戶有盜賊，而雷陽尤甚。……今復瘴癘大作，死傷過半，道路枕藉，悲慘徹心。」

 

目睹雷州百姓之苦，身在中國大乘佛教，德清不禁要從「自了生死觀」擴大為「人間菩薩觀」。出世法是不離世間的！

 

所以，流放從軍時，曾在〈軍中吟〉自白心聲：

「……從軍原不為封侯，身經赫日如爐冶，傲骨而今鍊以柔。」「緇衣脫卻換戎裝，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天如烈火，難銷冰雪冷心腸。」

 

自己從軍的原意，本就不是為了求官祿討生活，而是將之當成修行過程裡的磨鍊。一切磨難皆作洪爐冶鐵，只求能將一身傲骨化成繞指柔。因此，常要求自己：隨緣即是道場，處處自在。

 

紫柏：憨山兄，您說得即是！看看我們所處的萬曆年代，並非太平盛世，而是昏君當政，吏治敗壞，黨爭滋蔓不息，賦稅繁重，民變、兵變四起的時代。

 

這樣一個風雨飄搖、剝削的時代，達觀不忍坐視這些貪暴無能，握著生殺大權，榨取生民血汗的君臣為所欲為，於是提出了「民為國本」的呼籲：虐殺百姓，無異於滅君。混亂的世局，身奉出世間法的佛教徒，定要挺身而出，不然世變難以終止。

 

當年身陷獄中時，審判官王之禎問我：「你是個出家人，留在山中修行是本分。不在深山修行，為何要到京城結交士大夫，干預公事？」達觀的回答是：「我是為了刻《方冊藏經》，修《高僧傳》，編《續傳燈錄》，還有營救憨山法師等，才來京中暫住，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戀戀紅塵。」

 

問：這應該就是紫柏大師您三大負欠的感慨：「老憨不歸，是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您關切民間疾苦，也以佛門慧命為念，這三大負欠沒有一樣是為了您自己！

 

至於蕅益大師，史料上很少提到您參與國家社會的運動，這一點，您的想法是什麼？

 

蕅益：智旭所處的年代，是萬曆廿七年（1599）至順治十二年（1655），那是十六、十七世紀交替的中國。也是不平安的時代。

 

政治紛擾，流賊四起，接著清兵入關，是一個改朝換代的亂世。天災、人禍相逼而來：旱災、蝗害、河堤潰決不斷，連年饑荒、兵變，處此亂世，民眾淒楚無依，流離困頓，智旭只能慨歎「孤臣無力可回天」！

 

雖然如此，既出家為僧，面對這樣的社會，自己也有宗教責任。但並非選擇直接入世，參與救度；而是以宗教行持來回應時代，以滿懷的悲心、同情心傾注於一切眾生。所以，我常常為國家、社會與百姓禮懺、祈願。

 

智旭感嘆自身障重，生不逢時，目睹時艱，「斗米幾及千錢」，而嘆民生之苦；面對「病死日以千計」，而驚訝眾生業報之深。這一切都是眾生共同所感的惡緣，共同感受的苦報。雖然佛法說這分苦報亦是幻相一場，但是，我怎能坐視這場劫難呢？

 

雖有滿腔熱血，但獨木難撐大局，只能藉著精勤行持的力量，來改造自己、法運及世運。竭盡己力，代眾生發願、祈求疾疫消除，刀兵偃息，風雨順時，穀物豐稔。內心祈望：百姓常享太平豐樂，不遭離苦饑荒；正法能長久住世，眾生能離苦得樂。

 

問：憨山大師曾以「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描述紫柏大師；後世以「苦急嚴峻」形容蕅益大師。二位大師的個性或有相似之處，為什麼您們二人所選擇的方式如此不同？

 

蕅益：智旭曾受益於紫柏前輩，在點完前輩的文集後，後學曾心有戚戚焉寫下：「今觀其法語，精悍決裂，猶足令頑夫廉，懦夫立。柔情媚骨，不覺冰消瓦解。」前輩的剛猛之氣是向外發，直接投入濟世救民的菩薩道，如同人間的俠僧。智旭則不然，我將自己滿腔的熱情，內化於一生的宗教行持。除了虔敬發願，精勤地禮懺、持名、持咒，甚至以血書、燃臂、燃頂來表達自己虔敬發願之心。

 

這一生修行的色彩，願用一偈來表達：「照我忠義膽，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塵劫願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