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123 期
2016.06.20
雷蒙．潘尼卡／王志成、思竹 譯
默觀的態度 ――對現代性的一個挑戰（1）成功的渴望 ―「滿足」對「勝利」
「渴望」是現代性的一個關鍵詞，但卻是一個含混的語詞。一方面，每個人都想要且都需要獲得某種事物。有一種內在的渴望，激勵人們以一種自我超越的方式走向完美。我們要展示自己所有潛伏著的可能性，實現我們的種種潛能。發現我們自己和世界的核心，也就是神秘主義者所說的「心」和「中心」，這是我們渴望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這個想要「存在」的渴望，以一種特殊方式表達為對在社會層成功的需要，因而對名聲、威望和權力就有了幾乎不可抑制的渴求。現代人瘋狂地熱衷於獲得同類的承認，而且不僅需要受尊重、受敬仰，還以某種微妙的方式需要別人畏懼他，否則不會獲得他所渴求的成功。在一個所謂的民主社會，我們的權力與我們擁有的名聲成正比（還有別的事物也是如此）。我們被告知，我們必須塑造自己的形象，然後又巧妙地向人表現出來，以便使我們的言行具有影響力。宣傳、有效的廣告，以及至少一定數量經過適當選擇的信息，都是幫助我們建立「人格」的方式（這常被稱為「教育」）。
在技術社會中，「成功」是一種客觀化的價值
現代人渴望立足於決策中心。他必須捲入社會的種種關注之中，在各個層面都有其發言權，因為這只是社會（一個多少有序的個體群），而非我們生活中公認的、最高的且具決定性的「法」、正義、秩序、生活方式或上帝的一部分。
如果一個個體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名聲得不到一定的認可，他就不能生活。但在傳統社會中，這種價值普遍內在於你在共同體的等級結構中所占的位置，以及你的主體性價值。你的名聲和你的自我實現感（因而）都不在於你的權力。
在一個技術社會中的「成功」已成為一種客觀化的價值，很容易用財力或想像的經濟自由來衡量。我們需要勝利，競爭社會中的「成功」，是通過落在我們後面的人（犧牲者）的數量來衡量的。成功不是個人的滿足，或者對向他人所負責任的認識和獨立感，而是被客觀化的成就。
許多傳統宗教確實常常持有同樣的客觀化模式，以致只有得勝者和英雄（「婆羅門」或「選民」）上天堂或證得涅槃，而其他人都是毀滅、下地獄，或進入低下的祖先之道，或受到懲罰，而在世上無窮無盡地輪迴。在這樣一種框架中，你會很容易陷入藐視世俗渴望的陷阱，這僅僅是因為你已將同樣類型的願望投射到天國。男、女修院很容易人丁興旺，他們認識到自己在世俗事務中不太可能成功，於是通過修道工作尋求最後的成功機會，為天堂的獎賞而辛苦工作和勞碌。某種神、人同形同性的上帝形象，同樣是這同一態度的轉換，儘管其方式多少更加精細一些。假如你確信上帝對你感到滿意、照看著你，並會適時地給予你以報償，那麼，你便會做任何事，以取悅一個人格的上帝，甚至忽視人的承認。
默觀者的每一時刻都是「新的」創造
你憑著那「愛」的動機做任何取悅所愛者和為了所愛者的事，但不應該將這種態度和為了所愛者（人或神）的「愛」的態度相混淆。所愛者（人或神）就是你的生活、你每個行為的目的和動力。熱情奉獻和順服於上帝的「虔敬」（bhakti）精神似乎是人的一個不變量，可以在一切時代、所有文化和地方之中發現，它總會吸引某一類的人。但縱使作種種必要的修正，不論作任何重大的改變，這兩種態度都不是默觀者的態度。
當然，默觀並非無愛，但可以有無默觀的愛。進一步地說，對默觀者而言，「愛」不是終極動機。更確切地說，它是最後的動機，但動機並不是事物。默觀者是無動機地行動的，沒有任何更進一步的外在的或相異的動機，可以和只為了其自身的緣故而作出的行動分開來。方濟各會士雅各波內．達．托迪（Jacopone da Todi）[64]已表達這一思想，他說：「玫瑰沒有『為什麼』的問題」。玫瑰之所以為玫瑰，是因為玫瑰就是玫瑰。它僅僅在那裡，只要像野地裡的百合般短暫地存在片刻就好了。確切地說，沒有哪一「片刻」是短暫的，每一片刻都是存在而且是獨一的。
默觀者每日燃燒自己的生命，每天都耗掉所有的年代和世界，每一時刻都是一種「新的」創造。然而，真正默觀的態度不應和它可能陷入的任何陷阱，諸如自戀、純粹審美上的自我滿足相混淆。托迪說道：「美德沒有『為什麼』的問題，因為『為什麼』的問題並不恰當。」(65) 對默觀者而言，沒有什麼「在上」、「在後」或「在下」的事物；他們從不爭論絕大多數傳統宗教所理解的意義上的「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66)
正因如此，默觀者才令人感到驚異。你不能強使他們做什麼，不可預言他們下一步會做什麼，不可得知他們下一步又會如何。俄羅斯、印度以及別的國家的「愚人」、柏拉圖式的瘋狂、薩滿的熱忱向我們提供了實例，表明這種明顯行無定規的現象。他們只受聖靈指引，聖靈即自由，它不可化約成「邏各斯」。心智和理性讓位於靜默，靜默是真言之母。(67) 然而，默觀者也可以學會和其他每個人一樣地行事，儘管懷著另一類「動機」。你會在他們做事時發現一絲歡笑，經常也會發現一絲似乎含譏帶諷的微笑。他們不和另一種力量（一種敵對的力量）相衝突，但根本不顧及你的力量，從而多少使你的力量顯得無力。
默觀的研究試圖洞察「實在」
默觀的研究將以同樣的方式，向我們所認為的「研究」的意思提出挑戰，更確切地說，它將恢復其原初的意義。你不可能把「默觀」作為一個主題來教導人，甚至「研究」它。可能「研究」本身都要致力於默觀─渴望理解它究竟是什麼，除了認識它，而無其他動機，也就是實踐並成為「它」。於是，「研究」就是默觀本身、目的本身，而非作為手段掌握某一學科，或了解某些所謂的默觀者談論過的內容。
倘若將「研究」運用於默觀，「研究」這一概念便意指更進一步的事物。「默觀的研究」即指默觀的行動尚未達成，所以也未臻完美。它指明默觀的行動本身仍在形成中，「研究」意指靈魂的努力，更確切地說是張力，靈魂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到達目標，但尚未完全在那裡。所以，似乎緊繃在我們的平常狀況和它的（相對）完滿之間；「研究」就是道路。日本書法中的一個筆劃可能還不是整個語句，或者說無法傳達整個意義。然而，每一筆、每一畫本身就是一個世界，並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包含著終極之因或未寫完的整個語句。步驟已包含目標，即便你在途中改變方向，但道路和目標已融合在過程中了。(68) 這意味著默觀的行動是一種整體性的行動，不能被隨意地割裂開來。「默觀的研究」意味著默觀的實踐，而實踐意味著默觀的活動尚「在途中」。
歸根結柢，默觀的研究沒有真正的探究主題─它沒有研究的對象，它更多的是一種態度，一種特殊的方式，確切地說是真正的挪用（ap-propriation）[69]，真正地吸收目標。因為一切都「靠近」（adpropius，意即「更靠近」），默觀的研究把一切都視為神聖的，視其本身為目的而非手段。你的研究成了你的生命─你的愛：「我的重量即是我的愛」（amor meus pondus meum）！ (70)
默觀的研究從不以僅僅知道事物如何運作、機械如何發揮作用，或法律如何可實施為滿足，它看透了現代科學的觀點，並試圖洞察「實在」，雖然它常常必須放棄其洞見。
例如，當科學家們以及諾貝爾獎得主評論說，生物學的基本真理之一是「母雞只是一個雞蛋生產另一個雞蛋的方式」時，(71) 他們便遠離了默觀的態度，默觀的態度是視母雞就是母雞，而不是生產另外事物的機器。難怪對現代乳牛場來說，母雞不再是母雞，乳牛不再是乳牛，只是雞蛋和牛奶生產資本的方式。其結果是：不久之後，將既無蛋也無奶。而這距離說人只是製造另一個人的方式，僅是一步之遙。其悖論是：下一步便是說，人只是摧毀另一個人的方式。
有人可能會說，默觀的生活在此時、此刻不是完全可能的，但默觀者對此會通過對這個「此時」、「此地」提出異議，或者發現更普遍的「此時」以及更加包容的「此地」來回答。確實，挑戰倒是真的。
[64] 雅各波內． 達． 托迪（Jacopone da Todi, 1236-1306）：十三世紀義大利宗教詩人，為方濟各會修士，長期過著隱居而清苦的生活。他寫了一百首左右的頌歌，內容以歌頌上帝與宗教為主，但某些作品則揭露教會內部的腐敗，以及一些方濟各會教士的偽善與罪惡。據學者們的推斷，著名的「聖母哀悼曲」（Stabat Mater）內容即是雅各波內依據《約翰福音》（19:25-27）所寫，描述馬利亞看到耶穌在十字架上哀傷難過的感受。
(65) 參見Laudi LX。也可參見Angelus Silesius, Der cherubinische Wandersmann ,Ⅰ, 289: “Die Ros istohn warum, sie blühet, weil sie blühet. ” 另參見Meister Eckhart，前引書。
(66) 我現在不是要劃定界限或強調這種態度的困難。相反地，我的關切一直是強調它對當前的現代意識型態（甚至心理學）構成的威脅。正是在這裡，我們遇上了「隱密的敵人……」。
(67) 我們在西奈半島的菲洛修斯（Philotheus of Sinai）的以下這段話中，可以看到心靈和推理理性的活動，與不可言喻的神光經驗（為許多神秘主義者所擁有）之間特有的張力。菲洛修斯談到對神光的「品嘗」後繼續寫道：「這光，就如太陽吸引眼睛一樣吸引心靈，這光本身無法理解，卻又變得可以理解，但不是以言語，而是憑受其影響（更確切地說，受其傷害）的人的經驗理解—這光要求我靜默，儘管心靈依然喜歡就此主題進行交流。」（Writings from the Philokalia , p. 334）參見耆那教和印度教中，關於「自省」（svādhyāya）的古典觀念。例如參見《泰迪黎耶奧義書》Ⅰ, 9, 1，以及西方修院傳統中關於「神揀選」（lectio divina）的觀念。
(68) 試比較梵語「gati」一詞，該詞既表示「道路」，又表示「目標」。
[69] 「ap-」在英文中作為前綴，是表示（運動的）「方向」、「變化」、「添加」。
(70) Augustine, Confessions , XⅢ, 9.
(71) 塞謬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話，轉引自S. J. Gould, The Panda’s Thumb 。 梅達沃（P. B. Medawar）在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8 (No. 4, March 19,1981, p. 53) 中，也讚許此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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