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119 期
2015.06.20
思竹、王志成 譯
【宗教對話的目的】走向和平哲學在主格的意義上談 「和平哲學」
我們並不想讓「和平哲學」這一用語僅僅喚起哲學的思辨和批評的思想，它也應該試圖喚起所有真誠的哲學活動所固有的和平，也就是試圖在真正的和平中激起內在的哲學。(1)
「和平哲學」這一用語，可從主格以及賓格的意義上來理解。現在，我要在主格的意義上來談談。
「和平哲學」試圖深入理解「實在」的奧秘
宣稱創造一種來自「和平」本身的哲學，這樣做無異於違抗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人們習慣於把哲學視為對真理的理性探求——儘管理性常常只不過是在追求明晰性。
然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我們發現了一個更真實的哲學觀念，這個觀念在西方歷史傳統中並非鮮為人知。權威人士如傑出的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2] 把哲學描述成「靈魂的文化」（cultura animi），亦即生命、精神、心靈或靈魂的文化。只要我們的靈魂得到充分的培養，精神得到和諧的培育，「和平哲學」就會出現——這不只是和平的哲學，它也反映了「實在」的和諧，同時也促進了「實在」的和諧，它自然成為和平的原因與結果。它之所以是「和平」的原因，是因為它增進或重建宇宙的和諧；它之所以是「和平」的結果，是因為它產生於一種平靜、和平的精神。
這種哲學尤其具有真實性。它是一種理智活動，它試圖盡其所能地深入理解「實在」的奧秘。這是一種存在觀，是於「存在」的生命中有意識的參與。若與被認識的事物沒有共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認識。因而，「和平哲學」預設了「實在」終極結構的和諧性。
這種假設是一種嚴格的同義反復，而不是任何別的事物。由於我們自己內在的要求，我們不得不認為宇宙的終極結構是「和諧」的。我們怎麼可能斷言「實在」不是和諧的——「實在」與它應成為的事物是相異的呢？正因如此，我們必須擁有一個內在於「實在」本身的、能隨我們支配的模式，這個模式允許我們設定「應該是」（oughting to be）之超然性。
但事實上，並無這種模式，我們除了「實在」本身，再也沒有別的標準了。歸根結柢，只有「實在」才能讓我們度量、思考、判斷它是「什麼」。那些必須「是」的事物都從屬於「是」的事物，這個「是」（is）與「存在」（being）同義，即指「生成」（becoming） 和「『應該』是」（“oughting” to be）。因此，「和平哲學」不只是被動的觀察，也是主動的參與。
「默觀」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無比的和諧
又是西塞羅通俗化並發展了「默觀」這一觀念。我在他處已論述，「默觀」不僅僅是「theōria」；當然，「theōria」也不僅僅指該詞現代流行的含義——理論（theory）。「默觀」既是理論又是實踐，既是理智的活動又是行動的參與。偉大的上師馬爾巴（Marpa）[3] 告訴他的弟子、十二世紀無與倫比的西藏聖人密勒日巴（Milarepa）[4]：「無間斷地禪修和行動是最好的療法。」真正的默觀者是兼具思考和行動的人。「默觀」是理論和實踐的整合，說得更確切些，它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無比的和諧——儘管它們之間一旦發生分裂，只有新的純真（new innocence）才能再次完成這一整合。這就是我所指的「和平哲學」。
讓我們換個說法。甚至古代基督教學者都懷疑，如果不生活在上帝恩典中，怎麼可能培養一種真正的哲學。古代印度的學者也斷言，如果沒有一種超然的、和平的精神，人就不能達到真理。真理即解脫，對於這一點，現代西方文化的反應是：人可以是個偉大的數學家，同時在道德上又是一個墮落之徒。我的反對理由是，在最深層、最傳統意義上理解的數學，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如果僅僅把數學理解為算術，是電腦可處理（並肯定比我們更快、更正確）的學問，那就對了。但除非我們的整個「存在」投入其中，否則思想或任何包含我們人類整體的活動（例如美學活動），就不可能是真實的。倘若我們在生存中處於撕裂的狀態，我們的「存在」就不可能整個地投入。換句話說，除非我們的「存在」是整體的，否則思想就是不真實的。
現代社會如此動盪不寧，其中有個原因是：為了達到和平的哲學而鬥爭（但這並非前述的「和平哲學」），我們於是強加自己「和平」的概念。然而，任何可從人的精神中產生但與自身及世界不和諧的哲學，都不可以稱為「哲學」[5]，更談不上「和平哲學」了。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6] 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中明確地寫道：「真正的發現是這樣的事物：當我不想從事哲學時，它也允許我這樣做，它可以給予哲學和平。」因此，儘管他是「現代性之子」，他也能接受「哲學只不過是論證的問題」這樣的觀念。但在後笛卡兒哲學的世界，這仍然是一個狹隘的哲學觀念。
總之，「和平哲學」這一用語包含了哲學觀念本身的綱領，也包含了對哲學觀念本身的挑戰（進一步說，還包含和平的性質）。萬物相互關聯，佛教傳統說「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崇拜濕婆的印度教傳統說「凡事彼此關聯」（sarvam-sarvātmakan），基督教傳統則說「上帝是一切之中的一切」（panta en pāsin）。
(1) 為原注；[1] 為譯注
(1) 一九八九年，米格爾．西格恩（Miguel Siguán）編輯了《和平哲學：向雷蒙．潘尼卡致敬》（Philosophia pacis: homenaje a Raimon Panikkar ）一書向我致敬，我為了表示感謝作了回應，本章即是主要取自我的回應。儘管某些要點都已論述或再次被提到，但我覺得這概括性的介紹有助於對「和平哲學」作一概觀。
[2] 馬庫斯． 圖利烏斯． 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西元前106-43 年）：羅馬共和國晚期的哲學家、政治家、律師、作家、雄辯家。他精通修辭學，並熟知當時流傳的伊比鳩魯（Epicurus）與斯多噶（Stoics）學派哲學思想。他也是拉丁文學的大家，十六世紀以後，學者們學習拉丁文，莫不以西塞羅的文體馬首是瞻，因而教育史上有「西塞羅主義」（Ciceronianism）的出現。
[3] 馬爾巴（Marpa, 1012-1097）：西藏的大上師與大譯師，也是密勒日巴的根本上師。他自印度帶回並翻譯了許多密續，這些教法經由密勒日巴與其他弟子傳下，形成噶舉派的基礎教法。
[4] 密勒日巴（Milarepa, 1040-1123）西藏偉大的瑜伽士與詩人，馬爾巴的最主要弟子，也是噶舉派的創始者。他在修道上所遇到之考驗與艱辛的故事，以及傳神生動的道歌，都是藏傳佛教中最受大眾喜愛的作品。
[5] 潘尼卡把「哲學」理解為「解脫之知」、「愛的智慧」，人們通常把哲學理解為「愛（追求）智慧」。其實，近代哲學以來的哲學主流並非「愛智慧」，而是「愛知識」。潘尼卡告訴我們哲學的根是「愛」，哲學的枝葉是「智慧」。
[6] 路德維希． 維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 1889-1951）：生於奧地利，是分析哲學及其語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其研究領域主要在數學哲學、精神哲學和語言哲學等方面。著有《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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