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自從政府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以來，國民接受教育的機會普及，知識水準也因此提高，每年從大專院校畢業的學子，多如過江之鯽，因而社會各階層的工作參與者，其學歷也相對地提高了。大專畢業生從事各行各業是隨各人抱負及興趣；所謂「鐘鼎山林各有天性」——賣牛肉麵，夜市場擺地攤...不乏完成大學教育者。

 

因此，在寺院見到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法師，實在也用不著大驚小怪。換一個角度來說，如果我們肯定宗教對社會的價值，宗教師是社會大眾的心靈導師，那麼大學生出家豈不是更能切合宗教的功能。倒是趙先主說香光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大學程度，是想當然耳?還是根據統計資料？

 

更妙的是刊頭竟然宣傳著「出家的大學畢業女生都是來這裡。真不知記者先生用心何在?台灣全省不乏有規模，有內涵的道場，大學生想研修，那裡只此一家?趙先生白紙黑字說了事，却叫我們如何向教界的諸山長老交待?

 

至於趙先生報導徐氏夫婦找女兒的描述，在此，我們願將實情披露，事情是這樣的——許小姐(非徐小姐)已在台北某國中任教五年，由於深覺以宗教家的身分從事教育工作，不但能提昇個人生命，且更能符合教育的實質，因此乃於今年七月中旬來到香光寺，「學習」出家生活，所謂學習就是還在考驗，並非決定。

 

獲悉許小姐的來意後，我們即請她主動與家人聯絡。因此，七月十九日清晨四點多，其父親、友朋第一次來山。馬上，我們請許小姐出來與家人溝通。會談之後，許小姐答應和親友回家。孰料次日許小姐再度來寺，表明修行的意願。其父親、親友遂於七月廿六日清晨四時「第二次」上山。經過一上午的溝通，許小姐因為家人仍不能了解與接受，決定再和親人回家。

 

後來，許小姐以收拾物品為由，暫離家人。過了一會，其父以不見許小姐，唯恐她改變心意，因而四處要人，寺中注師因為未曾在其談話現場，實不知許小姐明確去處，故告以不知道，並且協助他們尋找，但許先生却以此怪罪寺裡法師，甚至責備與她同住的一位小姐，將許小姐藏了起來。

 

正在這問答之際，趙記右偕同另一先生「及時」趕到。約莫過了數分鐘，許小姐裝扮整齊，提著行囊出現，隨同親人回家。(當時趙先生末和許小姐交談)。趙先生在現場待不到二十分鐘，未明事實真相，却漫天編撰：「他們的女兒今年才從高雄市的......學院畢業」「他們已經到香光寺來了四次，每次都是不得要領的失望而歸，向寺裡的尼姑(當稱法師)查問也是一問三不知。」「從早上七點，一直找到中午十二點，許先生的女兒(才)出現了。但是她說不想回家，並且表示已經決定出家當尼姑。」「一位父親(其實就是許先生)氣憤的說：『你們為什麼不交出我的女兒?』一位比丘尼說：『不是我們不交出來，而是她不願意出來。』父親又說：『但是也得讓我們跟她見面，我要跟她溝通。』「她說不想溝通。」.....

 

許小姐回家後，我們即請趙先生至樹下生，接受訪問，並表示；恐趙先生對佛門諸事不熟悉，為求報導正確，以示公信，希望出稿前能先讓我們過目 。但顯然趙先生不願接受，致有如此「顛倒事實」「扭曲真相」的離譜報導。

 

更甚者是：「有很多大學生來到香光寺？...賴著不走，在香光寺裡沒申報流動戶口，往往是進入香光寺就是成了失踪人口。」阿彌陀佛!台灣失踪人口何其多，如此罪名在我們實在無法消受。趙先生這麼說，豈不是有意造成社會對佛門的誤解!

 

不過趙先生倒是一語成真，自從時報周刊發表後，幾乎那家女兒失踪，太太出走，都會主動上香光寺「要人」，更有三更半夜打電話來質間的，...當香光寺生活秩序正被干擾得不得清修之際，趙先生却「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這是傳播工作人員的「社會責任」觀嗎?

 

雖然，民主社會「報導自由」，但「自由」的背後，還有「責任」，否則流於「放任」，豈是「自由」的真諦?今日的社會已進入尖端科技的資訊時代，傳播媒體的一言一語，足以影響世風、人心。報紙雜誌旣然是社會的公器，大眾的信託，其輿論當然有應負的社會責任。如果新聞從業者缺少敬業精神，一味以「促銷」 、「譁眾」 、「蠱惑」為最高標竿，怎能叫有識之士不憂心?

 

退一步說，隔行如隔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是相互尊重的基本涵養，縱設有心「切入」報導宗教生活也應抱持審慎的態度，多充實這方面的學養，才不致因誤導而衍生許多不良後果，這些又由誰來背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