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四十特輯(下) —香光尼眾佛學院
佛教界提出因應對策



面對政府的脅迫,佛教界提出三個主要的因應對策。第一是結合地方居士團體擁護佛教;第二是僧伽自行組織全國性的佛教協會;第三是寺院創辦佛學院。自古以來,居士對於佛教始終扮演著重要的支持角色,民國初年,他們的動員和對佛教的影響力更是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至於其他兩項對策,則完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發展。
 
政治界和宗教界的菁英分子開始對佛教產生興趣,並視佛學研究為值得尊崇的學術活動。其中最重要的佛教居士是楊文會(1837-1911)。傳統來說,寺院收藏的佛經數量是最多的,但太平天國之亂中許多佛經毀於戰火;即使有免於戰火的,一般人也難有機會接觸。有鑑於此,楊文會早年就已決定致力於刻印佛經,讓廣大群眾有機會接觸到方便使用的佛經,為此,他自費創辦「金陵刻經處」。1878年,他在因緣際會下前往英國,結識了馬克斯・繆勒(Max Müller)。繆勒負責監督翻譯《東方聖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共50卷,其中有幾卷是佛經。他也結交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雄(Nanjō Bunyū,1849-1927),他同時也是繆勒的學生。南條文雄之後協助他從日本重新引進失傳已久的佛典,這些佛典的刻印也造就了唯識學研究的復興。在此之前,唯識宗已經式微好幾百年了,之前提過,知識分子特別偏愛唯識學,因為他們認為其教義是理性且科學的。傑出的政治家,如章太炎(1868-1936),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如梁啟超等,都強調佛教中學術和哲學的部分,藉此改變當時社會大眾對佛教迷信和落後的普遍印象。隨著佛經的大量印刷,許多佛教居士團體和僧伽組織也開始發行佛教期刊,這點反過來又促進了佛學在一般大眾和僧人之間的傳播。
 
20世紀之前,中國佛教沒有全國性的僧伽或寺院組織,相反的,寺院和僧人長期經由法脈宗派聯繫。然而,在面臨將失去寺院土地和財產的危機時,佛教徒意識到他們需要團結並組織起來。1912年至1929年,陸續有18個佛教協會創立和解散。黨派之爭和權力角逐讓協會的成立難上加難,有些組織很快解散,有些則持續了一段時間,太虛和有心改革的僧人,在歷經重重困難後終於成功—1929年4月12日,來自17省的代表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國佛教會」(Welch 1968, 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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