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對話的背景

 

「宗教對話」雖然沒有一個正式的學術名稱，但是所謂「宗教進路」（dialogical　approach ）卻是新近宗教研究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以現代科技、政治、文化急速發展的情勢來看，「宗教對話學」於近期一躍而為顯學，也絕非不可能的事。

 

不可否認地，「對話」會被視為一種宗教現象，純粹是由基督教發展出來的，雖然至今參與對話者不限於基督教人士，但稍加仔細探究之後，我個人認為可從基督教內部、外部因素來探討宗教對話理論和實踐的風行。

 

[基督教內部因素]

◎教義變遷與多元主義

 

在商業、工業革命後，因殖民地的拓展，西方人士發現世界有其他不同於基督教的宗教，這些宗教也有其優點，這種多元主義的衝擊，對他們造成很大影響。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社會六０年代盛行大反叛，挑戰傳統的潮流興起，基督教內部教義的詮釋也產生很大的轉變，本來以基督教是唯一最好宗教的人，現在開始懷疑，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羅賓遜於六０年代出版的《對上帝誠實》一書已對基督教的現狀與前景，發出非常無奈的悲嘆，以英國國教之尊，竟有此論調，難怪一成書即震撼整個基督教界。

 

從絕對到多元，將自己的信仰客觀化，構成基督教內部鬆動，和其他宗教團體對話的議題，便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加溫。

 

◎西方社會之世俗化

 

以基督教為主的西方世界，在經過近世急劇的科技文明洗禮後，整個社會結構也發生史無前例的轉變，世俗化的結果對基督教內部形成很大的衝擊。按傳統基督教觀念，神聖、世俗是屬於不同的兩個領域，以前在中古世紀時，宗教可以涵蓋所有一切，包括日常生活或人生大事；社會世俗化後，現代人不再對超越現實界精神層面的事物感興趣，他們整個心思放在如何使今生今世過得更好，用各種方法來解決人的各種需要，在科學主義掛帥下，凡是符合理性、科學的才是現代人應有的人生觀。宗教價值意義因此被忽略，對自己傳統信仰的肯定逐漸淡薄，相對地，對其他宗教的認識與肯定相對提高，這背後正存在著這種對基督教的反動。

 

◎猶太人遭大屠殺

 

「德國納粹黨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事實，則是促使基督教反省的另一個因素。這可溯源到反猶太情結的產生，基督教由猶太教延伸而來，當它形成大宗教後，與母系的猶太教發生強烈的抗爭，基督徒認為耶穌是被猶太人殺死的（雖然是羅馬人釘死的，但是猶太人促成的），儘管第一代基督徒也是猶太人，但當後來基督教傳到非猶太人當中時，他們便把反猶太人的種子種入非猶太人的基督徒心中，形成一種很複雜的鬱結。

 

而從公元前五八六年，猶太人第一次被趕散，國破家亡，散佈到世界各地，每到一處，便激起種族對立，歷史上排斥猶太人的事件，不勝枚舉。這種反猶太情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德國納粹黨的極端份子，發起大屠殺。事後有人指責是因為歐洲這些以基督教為主的國家，沒有出來強烈制止，才使大屠殺產生，所以他們也算是共犯。

 

這促使西方基督教社會從經濟、政治、文化各層面反省：在進步的口號下，竟容許如此違反人性的恐怖大屠殺發生，是否基督教本身有何差錯？人們因而對傳統基督教教導的神學教義與倫理信條，產生很大的質疑，這間接地促使基督教將眼光向外看，願意了解其他宗教，而與之對話。

 

[基督教外部因素 ]

 

科技一日千里，整個世界已急速縮小，我們已名符其實住在一個「地球村」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不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反而是一個多元複雜、交互流動的世界。不論是那一個宗教，在追求自己的信仰的同時，不得不面對和自己信仰完全不同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與他教進行了解與溝通，是當務之急。再者，透過宗教的角度，來思索、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如生態、核武限制、婦女地位、以及世俗化危機等），也是一個實際的挑戰。

 

◎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與普世教協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基督教內部持保守封閉與開放對話者相互對立（其實今天每一宗教團體皆可找出這兩類人）。直到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間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後，基督教界的最大保守勢力方有戲劇性的轉變。

 

本來基督教視自己為最高級、唯一的得救宗教，此時面對內部鬆動與外部的挑戰，如何重新釐清整個信仰？以前唯我獨尊，教外別無拯救，現在修訂為教外也有許多上帝要拯救的人，既然如此，更需聽別人信仰的心路歷程，參考別人信仰的內涵。

 

基督教界許多新教派，為了要達成大家的共識，組成了「普世教協」，天主教與基督教普世教協成了基督教兩個最大的宗教團體。

 

◎以對話代替對抗

 

因宗教信仰的不同，加之以政治、經濟利益的衝突，在小小的地球村中，人與人間的暴力抗爭持續不斷，在現實世界中衝突最激烈的地方，很多都是因為宗教因素所造成，這些衝突源於不了解對方。宗教對話就是在這種現實考慮下，提出「以對話代替對抗」的理論，這種呼聲在兩極勢力對立的地區（巴基斯坦回教徒和印度教徒，斯里蘭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北愛爾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南美洲天主教和世俗政權）更有振聾發瞶的作用。從了解對方開始，彼此尊重，唯有對話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宗教對話的型態與方式

 

在態度上，當今對話呈現三種型態：第一種為「排斥主義」，這種心態大多起因於其宗教的特殊教義。傳統天主教著名教義「教外無救贖」之說，為對話設下最大的障礙，其他各大宗教都有「基本教義派」，他們認為對話不過是一種自我肯定或勸人入教的方法罷了。第二種是所謂的「包容主義」，持這種心態者多秉著包容的態度，但是他們還是自認為自己的宗教代表最後的真理，而他人的宗教不過是反應自己宗教的某些部分。最後一種是「多元主義」，這類人常被冠以「自由派」，他們認為「最後的真實」是各宗教欲追求的目標，不同的宗教因受時、地、人文等因素限制，所以表現出不同的宗教傳統與現象。當今之務就是要將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狹隘觀點，轉移到以「最後的真實」為主的道路上。如此跳脫出人為的傳統，才有真正溝通的可能。

 

至於對話方式，當今各宗教團體或個別宗教人士之間，正以?多不同的方式進行，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知識與哲學性對話：最普遍的即以會議、學術討論的方式增進彼此的了解，這種方式較為知識性、哲學性，參與人員多為特定的學者、理論專業人員，是各宗教中的菁英份子。因為是就各宗教的理論進行對話，所以一定是對某個宗教議題十分清楚才能進行，如京都學派用禪宗概念和基督教對話。

 

二、用問題取向來對話：在不同的信仰體系下，很多對話很難達成共識，但有些現階段地球村共同的問題，不論是那一種宗教，都無法逃避，很多世界現實的問題，也是宗教要考慮的問題，因此不如針對問題，採取各宗教所長，以這樣的目標，來彼此對話。如梵蒂岡、普世教協及很多宗教大型的國際會議，時常用現實階段人們關懷的議題（人口、飢荒、醫藥、婦女、墮胎等），來導引對話的方向，這種對話趨向於世俗的關懷。

 

三、體驗式對話：最突出、特別的對話方式，莫過於所謂「精神對話」。有人認為這最不會引起爭議，最有共通性。參與此類對話者多是各宗教「靈性追求者」，他們藉祈禱、沈思、打坐等集會，希望透過直覺感悟，開啟不同宗教形式並肩交流的管道。

 

六O年代天主教界神父莫頓（ Thomas Merton ），到泰國和佛教高僧對話，就採取此種方式。他以神父的身份，到僧團學習，天主教本身就有禪修這種傳統，他要試驗在不同方式、不同理念下，心路歷程與結果是否一樣？此外，在西方六０年代開始，有一種向東方看的宗教運動，這和西方對自己價值體系的懷疑有密切關係，他們對印度、西藏等神祕地方的宗教活動特別感興趣，很多人到那些地方學習，學回去後就發展成了現在很流行的「新世紀運動」，以美國科羅拉多州最為盛行。

 

建設宗教地球村

[ 馬丁布伯──對話要用平等尊重的態度 ]

 

馬丁布伯（ Martin Buber ）用存在主義的觀點：「我──你」，來作對話的指導思想和原理，對話要用平等尊重的態度，不但尊重對方，還要把對方看作是自己不能分割的一個實體，以同理心來看待。馬丁布伯這種宗教哲學的理論是受存在主義及猶太教的影響所擬塑出，被拿來應用在對話的基礎上。

 

[約翰凱伯──以高深哲理作對話的管道]

 

參與對話最積極的團體之一是基督教與日本禪宗，其中約翰，凱伯（ John B. Cobb ）是美國神學院的教授，他十分積極參與，和京都學派往來密切。他提出佛學中重要概念，如空、涅槃，和基督教神學中的概念相對應，如基督教也講空，上帝化成人的樣子，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崇高的上帝變成人，為人而死，這是「空」的過程。這二者當然是不一樣的體系，可是他認為可以作對比，他用兩方高深的哲理來作對話的管道。

 

他並且利用一些哲學理論， 如懷德海（ Whitehead ）的進程哲學來和佛教的因果業力相對應，懷德海認為整個世界是由一個大的「流」所組成，它不斷在進程，就如佛教所說的緣起緣滅，任何事情產生，是另一個導因而成，都是因果關係，果以後又變成因，因又變成果。整個潮流如此往前去，構成世界或歷史的進程，這是一種哲學性、思想性的對話。

 

[京都學派──以禪宗思想與西方神學對話]

 

京都學派的西谷啟治、阿部正雄對宗教對話非常積極，後者還到美國神學院講學。他們試圖用佛教禪宗主要思想和西方神學家作對話，兩方實際上有密切的交流。東方還是以京都學派最為有名，也有印度哲學和基督教的對話，這些都是屬於菁英式的對話。

 

[ 史密斯──以人為主的宗教對話 ]

 

史密斯（ W.C.Smith ）的很多理論也被運用在宗教對話的議程，他的宗教理論是以人為主體，在今天世界村的環境下，必須把人當作人看待，傳統所說的我、你、他，要完全改變成「我們」，要將宗教的眼界放大到整個世界，處理群體的問題，因此，對宗教目的、意義必須非常清楚，這種觀念可導引我們作宗教對話。

 

他提出「人性的知識」（ humane Knowledge ）。許多學者把 humane 譯成「仁」，宗教的知識是「仁」的知識，不是客觀知識的分析探討，牽涉的是人的參與，所處理的是人內心中最重要、最深層的東西，因此需要有人性的、「仁」的知識。因此他非常強調研究宗教要瞭解對方，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揣測，這樣就會是失之於片面，研究任何宗教，其結果要由研究的對象來作評估，要有這種心胸，才能達到一體。史密斯是研究伊斯蘭教的專家，他和他們的族群一起生活，他研究的結果受到伊斯蘭教徒的肯定。這種驗證的過程，可以促成我們達到比較有意義且成功的宗教對話。

 

史密斯要建構的是全世界性的神學，能涵?所有的宗教傳統。這樣的想法當然受到很多人的批評，另一方面也受到不少人的肯定，認為他具備非常寬廣的視野，把人深刻的層面變成議題，提供了對話時重要的基本態度。

 

結論評述

 

一九七O年代到一九八O年代，有關宗教對話的資料非常多，多半提出的是宗教態度，較少提出具體的方法學，因此現在缺乏研究宗教對話的方法。

 

此外，我們可以思索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因為過多西方人士採取主動的態度，是否會使得對話的議程呈現不平衡的狀態？據我所知，在東方宗教方面，除了零星的宗教團體（如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外），只有從西谷啟治以降的京都學派代表過日本佛學界發言，其他尚未見過有份量、有深度的宗教團體積極參與過。

 

從理論來看，到目前為止，在對話理論方面較有建樹者皆來自於理想性甚高的學院派。宗教是需要實踐的，所以這些理論對實際指導教徒間的對話進行，到底有多大的有效性呢？

 

對話要形成一股力量，達成共識更是不容易，裡面有很多弔詭的問題存在。基本上，對話是平等看待對方，但很多人不以為然，特別是較保守的教徒，認為和別宗教對話是對自己的信仰產生懷疑，就會對這些參與對話者另眼看待，個人去對話還有可能，若一個宗教團體去和另一個宗教團體對話，似乎就像「改教」般嚴重了，因此對話只能是提出原則性的理論，要實際運用還有它困難的地方。

 

再者，因為參與對話者皆是較務實的開明派（未必都是自由派），而絕大多數的開明教徒到底具有多大的代表性？是否在從事各大宗教之間的對話之前，應有各自教內的對話？最後，以詮釋學角度來看，教外與教內兩方人士彼此可能達到真正的溝通、了解嗎？其中有那些障礙需要克服？這些都是「宗教對話學」中常遇到而不一定容易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