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一直無法理解「出家」的社會意義，直到有一天在抄《心經》的時候，才忽然有所領悟。

 

玄奘不只是大德高僧，更是千年難遇的大學者、大翻譯家，對佛教深入中國文化的貢獻，更是無人能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翻譯《心經》。

 

貞觀十九年，花了十九年到印度取經的玄奘法師回到長安，唐太宗安排三藏法師在弘福寺翻譯佛教經典。貞觀二十二年，總共完成了六百五十七部。唐太宗親自寫序文，名〈大唐三藏聖教序〉，並以內府珍藏的王羲之真跡，命弘福寺沙門懷仁集字刻碑。懷仁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完成被後人譽為「天衣無縫，勝於自運」的〈聖教序〉。碑刻完成的時候，已是唐高宗咸亨三年十二月的事了。唐高宗為此寫了一篇「記」，附在唐太宗的「序」後面。

 

在中國的刻碑中，同時收錄兩位皇帝文章是絕無僅有的，可見〈大唐三藏聖教序〉被重視的程度。

 

但〈大唐三藏聖教序〉對後世的深遠影響，不在刻錄了兩位皇帝的文章，而是因王羲之的書法，以及在皇帝文章後面完整收錄了玄奘譯的心經全文。可說是佛法書學兩臻絕妙，光華垂耀千年，澤潤後代蒼生。

 

寫書法的人必然要練〈聖教序〉；〈聖教序〉中有《心經》。這件事情，使得所有古時候的讀書人，必然對心經非常熟悉—「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每個人都耳熟能詳的句子。佛法、書法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深入生活與思想，終而成為文化的基因。

 

玄奘的偉大，連當時的兩位皇帝都推崇萬分。相對短短的貞觀盛世而言，佛法教化的廣大長遠，更非一時一地可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