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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 Xiang Guang | 河北時期

明哲之燈:20則細說道安
河北時期

西元330年,石勒既滅前趙,即皇帝位,統治大半華北地區。石勒雖起自群盜,目不識丁,但好聽歷史故事,日久逐漸重視漢族文化與知識份子。在其定基襄國之後,注重教育,胡漢分治,另外也積極抬高羯人的地位,嚴禁稱「胡」,號胡為國人,經濟上則勸課農桑。在經過長期戰亂之後,北方出現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局面。 石勒死後,石虎廢勒子弘而自立(334),遷都「鄴」。石虎性極殘暴,並大興土木,使社會受到極大破壞。石虎死後(349),石氏諸子自相屠殺。五月,石遵殺石世自立。遵在位六月餘,石虎愛將冉閩殺遵立石鑒。冉閩利用漢人反對石氏壓迫的情結,親率漢人誅胡,死者二十餘萬。 翌年,冉閩殺石鑒,自立為魏皇帝(350)。後趙境內又起割據拼殺,至西元351年,後趙亡,共三十三年。 不久,冉魏被鮮卑族慕容儁所滅,冉魏亡(352),慕容儁稱帝,是為前燕。



4.避難

 
佛圖澄圓寂後的第二年(349),後趙王石虎死,後趙內部為爭奪王位而發生大亂。石虎在世時屢易太子,後立少子石世為皇太子。石虎死後,石世繼位,在位才33天,其兄石遵就聯合冉閔等大將起兵謀反,殺石世,自立為王。
 
石遵稱帝後,頗感時局無常,性命朝不保夕,常恐他人謀反篡位。由於石遵一向尊崇道安,就派遣中使竺昌蒲去邀請道安到「華林園」居住,並為之廣修房舍,禮遇甚重(349)。華林園是當年鄴城第一名園,建築華麗美觀,非達官顯要難以一睹其美。道安雖然入住華林園,但已預見「石氏之末」、「國運將危」,便決定帶著師兄弟沿鄴都西北方避難,逃往「牽口山」(今河南安陽西北)
 
牽口山離鄴都不遠,經濟及居士等護持資源還容易取得。因此,從石氏之亂至冉閩敗亡,道安一直在此居住。
西元351年,冉閔廢殺石遵,並鼓動漢胡相互仇殺,大批人才遭禍,人心惶惶,無人顧及道安教團;加上那一年「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經濟支援恐斷絕。在「人情蕭索」情況下,道安慨嘆:「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道安決定再次率眾離開牽口山,逃往飛龍山(今河北石家莊)。
 
5.對格義的反省
 
道安不得不再次考慮遷徙之事。他首先想到自己少年時的好友—僧光。僧光為避石氏政權內亂,潛隱飛龍山。而道安和僧光當年曾有「若俱長大,勿忘同遊」之約,此時,道安便決定投靠已在飛龍山落腳的僧光。
 
僧光「勵行精苦,學通經論」,並專精禪修。二人相逢欣喜,後共同研究佛教義理。同期,還有竺法汰、道護等人一起研習經典。後來,道安與僧光二人對「格義」的看法有了分歧—僧光贊成,道安則否。
 
「格義」,是指早期僧人講解佛經時引用中國原有的名詞和概念,甚至引用老莊書上的術語,目的是為了使中土人士更容易了解佛法,進而接受佛法的教化。早年,道安也曾使用「格義」的方法解析佛理。但此時,道安認為:以「格義」講解佛法,常會發生偏差誤解;這只是佛法初傳時,不得已而為之。這種批判反省的精神,在中國早期佛教史上可說是第一人。
 
只是,道安透過什麼方法來糾正「格義」的缺失,並沒有明確的記載。在這之後四年(357),慧遠援用莊子理論解經,令聽者豁然大悟的事件,道安「特聽慧遠不費俗書」,應是發現只以佛經解經,還是不夠。
 
6.河北太行恒山立寺傳教
 
在飛龍山的看法歧異之後,也可能是彼此商議應該分頭行化,西元353年,僧光與竺法汰一起離開飛龍山;而道安則來到河北太行恒山一帶(今河北阜平北部),立寺傳教。
 
此時的道安,名聲已播揚全國,才到河北不久,不少人投其門下,所謂「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其中包括了慧遠,也因仰慕道安的盛名,趕來隨其出家。
 
道安的名氣愈來愈大,當時任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便苦邀道安至武邑講經,此次傳法「名實既符,道俗欣慕」,這約是西元355年的事情了。
 
西元356年,前燕已經統治河北大半,定都「鄴」,政治相對安定。道安率眾又回到鄴城,住受都寺。道安率領數百人的
教團,常在各處講經弘化。
 
西元360年,燕王慕容儁死,朝廷一度發生內訌,道安再次率眾入「王屋女休山」(濩澤,今山西陽城西南)。但是北方戰亂未止,天災也隨之而來。道安只好率眾離開王屋女林山,渡河南下,來到「陸渾」(今河南嵩縣)。此時的生活更加困難,以致到了「山棲木食」的地步。
 
不久,前燕攻克洛陽,西元365年,道安等仍迤邐南行,決定避往襄陽(今湖北襄樊)
 
7.對禪學的興趣
 
從佛圖澄圓寂後,道安四處避難,直到定居襄陽前,在這十五年的時間裡,雖然顛沛流離,道安仍齋講不斷,註經甚勤。此期道安的主要展現在對禪學的鑽研。
 
受到北方佛教對禪學的重視,道安認為禪數是「眾經之喉襟,為道之樞極」,是研究佛學的基本。加上竺法濟、支曇講等人的幫助與鼓勵,道安對漢末安世高所譯的《陰持入經》、《道地經》、《大十二門經》等用功頗深,並寫序作註。
 
除此之外,道安對於《般若經》也相當用心。道安之前,支孝龍、永僧淵、支道林等名家,大力弘講《般若經》,在當時的中國佛學界,般若學是一門顯學,並形成了般若學研究的各種學派。道安撰寫許多有關《般若經》的文章,來註解發揚此經奧義。但此時道安對般若的註釋,仍帶有修習禪定的痕跡;相對的,描述禪定的境界,也帶有般若學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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