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止天乙法師
圓通學苑



 

台北「圓通學苑」本名為「圓通閣」。日治時代,它是日本人的佈教所,光復後土地權歸為國有,一位姓張的醫生和他的孩子住在裡面,說是日本和尚交給他保管。1962年,三藏佛學院即將結束前,因為佛學院的所在地十普寺,是男眾的道場,跟隨白聖剃度的女弟子沒有地方可以住,於是白聖請張居士一家把圓通閣轉讓出來,改名為圓通學苑。並請天乙當第一任住持(監院是明虛),教導這些尼師從佛學院的生活方式,轉換為台灣寺院的型態。這是天乙接的第四個道場。(其餘三個除高雄興隆寺外,另外兩個為嘉義的半天岩、彰化的白雲寺。)
 
1971 年,悟因調到天乙住持的另一個道場—台北圓通學苑擔任監院,同年考取文化大學中文系。她白天忙監院的工作,晚上上學。如果有法會,往往法會一完,就得馬不停蹄衝到學校上課。至於溫習功課,要等到每晚安板後,才有自己的時間,因此她經常夜讀到天
明。
 
圓通學苑的空間狹迫,很不適合人眾久住。悟因這麼形容:
 
圓通學苑是由榻榻米式、木造的房子修改而成的,只有一層樓、一百零二坪,非常擁擠。有一間大殿兼客廳、三間廁所、還有庭院、廚房,剩下來給住眾住宿的地方小得不得了。那時人眾最多住到十幾二十位,像疊羅漢似的擠在一起,一個人打噴嚏,全部的人都聽得到,所用的物品都是袖珍型的。⋯⋯空間小,東西都沒有地方擺,活動空間也狹窄。
 
除此,學苑還提供中南部尼師們上台北辦事的歇腳處,流動性大,也熱鬧得很。因此,天乙認為唯一的改善辦法就是重建。
 
唯一的辦法是重建,但這馬上遇到兩個問題:一個是土地權,另一個是募款。為了跟政府交涉土地,天乙從1971直到去世的九年之間,始終奔走操心。悟因住在圓通學苑的六年,當然也跟著忙碌,但也因此學習佛教落實世間的權衡準則。
 
圓通學苑既為佛學院畢業尼師而設,剛開始時也沒有信徒護持,每年有半年由十普寺提供生活費,按人數計算,每人一天10 元。但這不是長久之計。天乙希望學苑經濟能獨立起來,為信眾點光明燈和做佛事,收入都歸常住,住眾沒有單金。後來,做一天的佛事,住眾每人可以領到100 元;不做的人則領不到。像興隆寺一樣,常住只提供吃住,個人生活必需品如肥皂、牙膏、郵票和車費等都要自己負擔。因此,除非有俗家或護持的居士作後盾,要維持生活的開支只好靠做佛事。
 
這是佛教的悲哀,很多法師(包括白聖)都警告出家人趕經懺很危險,原因是日子一久,當初出家的雄心壯志會逐漸消磨,法師們會因此變質而自甘墮落,最後被歸類為「經懺鬼」。但是,如果常住不接經懺,常住財源大減,住眾也沒有零用錢用。悟因深感經懺佛事對出家眾的不良影響,在她領導香光尼僧團時,就決定不接佛事。
 
圓通學苑的作息跟興隆寺相似。圓通學苑沒有誦戒,不過,天乙很強調做早晚課、拜佛和懺悔。她自己顯密都修,會鼓勵住眾持咒(大悲咒和準提咒),修四臂觀音法門,或念《普門品》、《地藏經》,給個人修行相當大的空間。悟因在這一方面,也承繼了她的作風,日後在香光寺,人眾修學的法門也是多元的,禪、淨為主,近十五年來,也引進南傳佛教的不同禪法。
 
天乙住持四個寺院,常要南來北往,在每個寺院都不能停留很久,所以推動學苑日常運作的責任,就落在監院肩上。圓通學苑住眾不到二十人,要做的事不多,又不像興隆寺有大片農田、菜圃需要耕種。因為人事單純,住眾的執事每週—而不是每年—調動,這點和興隆寺不同。
 
但是,悟因擔任監院卻做了六年,沒有換過,正如她在興隆寺擔任了八年的書記一樣。
 
1976 年,悟因從文化大學畢業時,圓通學苑的住眾也有不少人正求學中。悟因自覺:如果要獻身僧伽教育,培養佛教的宗教師,她應該再繼續深造。
 
那時台灣出家人出國留學多半到日本,悟因不想去日本,她決定到夏威夷去念宗教與社會。至於悟因不想去日本,則是受到三個人的影響:一則父親反日;再則白聖常說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三則天乙曾說早期日本殖民台灣,台灣人要在學問上更上層樓,只能去日本,而今已非日治,可以不必如此。加上悟因自己過去在佛學院學過英文,她希望有機會繼續進修,於是決定走英語路線。
 
她未出家前,就常跟剃度師父明宗到北投法藏寺親近東初。悟因上文化大學後,就不時到同在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讀書,於是時常有機會見到東初。當悟因決定到美國留學時,東初剛從紐約經過夏威夷回台北,他到紐約是去看他的弟子聖嚴,要他回來接管文化館。悟因於是請東初介紹夏威夷玉佛寺,東初也在她出國時,贊助她美金1000元。玉佛寺是女眾道場,這很適合悟因的個性,可以不離開寺院,而且悟因那時沒有什麼積蓄,住在佛寺也可以節省開銷。於是,透過玉佛寺的協助,她來到夏威夷,開始學英文,準備申請夏威夷大學,那是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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