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美合流 可久可大:20則細說慧遠
從儒生到出家為僧

慧遠大師「化兼道俗」——淵博而深刻的內外典籍修養;慧遠大師「舊望研幾,新學時習」——開放而趨新的寬廣胸襟;慧遠大師「有大功於釋氏,猶孔門之孟子焉」——無畏與無礙的識見與辯才。慧遠大師為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寫下了「眾美合流,可久可大」的璀璨篇章。



1.出身與少年學習
 
慧遠,俗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省原平縣崞陽鎮)人。西元334年,出生於知識官宦之族。慧遠自小便十分好學,史書裡稱讚他「珪璋秀發」,少時德行之美已像珍貴的珪璋一樣顯發可見。
 
穆帝永和二年(346年),慧遠十三歲,隨舅舅令狐氏南下,到當時學風興盛的文化都市許昌、洛陽等地遊學。
 
遊學許洛期間,他接觸並熟悉了大量傳統文化典籍,博綜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尤善老、莊之學。不久,即以卓越的才智與學養,享譽於知識名流之中,以至「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焉。」這為他日後融會佛、道、儒三教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功底。
  
2.求道范宣子
 
少年秀慧的慧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曾說「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將儒家思想當作生命的依託。但生活在政治動盪、戰亂不止的時代,加上對道家思想的理解,慧遠體悟出「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儒家式的濟世之路改變,慧遠也產生了隱遁的志趣。
 
當時有隱士范宣子,陳留(今河南開封西北)人,十歲時就能讀誦詩、書。他博綜經書,尤精三禮(禮記、周禮、儀禮)。范宣子博覽群籍並非為了當官,雖然家境貧苦,卻屢屢推辭朝廷的徵詔,隱居於豫章(今江西南昌),躬耕自給,過著安貧樂道的恬淡生活,名聲遠播大江南北。
 
受魏晉隱逸風尚影響,慧遠也希望能「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因此,21歲那年,決定自北方南渡長江,去豫章和范宣子結伴過隱逸的生活。
 
但當時中原地帶正處大亂,東晉將領桓溫、殷浩又相繼北伐,南路因而阻塞不通,慧遠志不獲從,未能如願。
  
3.北隨道安出家
 
放棄南隨范宣子的選擇後,因緣卻轉成了北隨道安的結局。
 
西元354年,42歲的道安已是富於威望的佛教界領袖,當時正在太行恆山(今河北阜平北)立寺傳教。21歲的慧遠與弟弟慧持聞名前往太行恆山。
 
慧遠見到道安後,受到道安師表風範的吸引,「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來,慧遠又在聽聞道安講《般若經》後,「豁然而悟」,慨嘆「儒道九流,接糠秕耳。」重新審視對比儒道釋三教,認為「以今而觀,則知沉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基於思想認同的歸宿感,慧遠與弟弟毅然「頭簪落髮」,從道安出家,「委命受業」。
 
這從鑒理而達致受教的個人經驗,也說明了慧遠對宗教「理若未通,其如何信」的理性尊重立場。
  
4.精思諷持的修學
 
慧遠資質甚高,但出家後仍虔敬修業。他「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展現了「精思諷持,以夜續晝」勤苦的為學態度。尤其在拜師道安的前十年,道安教團因戰亂而居無定所,生活景況艱難。但是,慧遠兄弟在貧旅無資的艱困條件下,仍堅持不懈,苦學不輟。
 
對此,道安非常賞識慧遠的天資與學品,在得知曇翼資助慧遠兄弟用功的事情時,他曾讚嘆曇翼:「誠知人矣。」而對於慧遠的表現,道安也寄予「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的極高期望。
  
5.道安的特殊栽培
 
慧遠24歲就開講《般若經》。有一次講解般若「實相」義時,一位聽眾有疑問,慧遠就佛教經義本身反覆解說,聽眾卻越解說越疑惑。
 
於是,慧遠引用《莊子》所舉的例子來解釋,使「惑者曉然」。從此,曾明確表示不贊成「格義」的道安,卻特別允許慧遠在講解佛經時,可以引用佛典以外的書籍來比附說明經義佛理。
 
慧遠24歲就席開講,知其才學卓異;而道安特聽慧遠不費俗書的另眼相待,更顯示慧遠與一般「世典有功,未善佛理」之輩的差距。
  
6.荊州論辯
 
東晉興寧三年(365年),道安教團往襄陽南下避亂。西元367年,道安曾派慧遠前去慰問南下建康途中遇疾的竺法汰,參與了竺法汰對「心無義」的破斥辯論。
 
竺法汰是般若學六家七宗中「本無異宗」的代表人物。此時,「心無宗」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恆,正在荊州宣揚其「心無義」。
 
「心無」和「本無」是兩個含義明顯不同的概念。所謂心無者,「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世上萬物是確實存在的,只是人們可以覺得它們不存在,進而得到一種超脫,這種觀點只「空」內心,不「空」外物。而「本無」則認為:宇宙的構成是「空」和「無」,只有佛才能讓人們擺脫這如幻的表象,把握住宇宙萬物的實相。
 
竺法汰認為,「心無」是對「本無」思想的曲解,應破除之。他令弟子曇一、曇二前往駁難,但道恆仗其辯才,不肯屈服。第二天,由慧遠向道恆發起數番攻難,道恆漸漸招架不住,略有遲疑,「麈尾扣案,未即有答。」慧遠藉機問:「不疾而速,抒軸而為?」
 
「不疾而速」引用《易經》:「唯神也,故不疾而速。」「抒軸」比喻反覆思量。「心無義」強調心的虛無,所謂「虛而能知,無而能應。」既然「心無義」能「不疾而速」,又何必苦費思量?慧遠的反問,令「座者皆笑矣」。打敗了道恆,據說更導致「心無之義於此而息。」
 
從這次的辯論中看出當時般若學爭鳴的激烈。而在這次辯論上,慧遠對「心無義」的發難,顯出對道安般若學的理解與傳承。慧遠的博學機智以及「席上談論,精義簡要」的辯風,盡顯名僧風采,對荊州一地的名士產生一定的折服效應。也充分表現慧遠融通內外典的精深修養,又能自如地接軌名士的文化生活。
  
7.襄陽時期
 
西元365年至378年,慧遠隨道安在襄陽弘化。此間,道安傾心於講演研究《般若經》,如塚本善隆所說:「大乘般若的思想成為慧遠佛教思想信仰的基礎。」此時的慧遠應是深受潤澤。
 
而可以確定為慧遠追隨道安期間留下的唯一文章,是道安所鑄丈六釋迦像完成時,慧遠奉道安指派所寫的〈晉襄陽丈六金像頌〉。慧遠以其炳炳朗朗的筆力文采讚頌佛德,並圓融把握佛教宗旨,傳遞出道安弘教志趣,真不負深具文學修養與教義涵養的老師的託付。
 
西元378年,前秦兵臨襄陽城下,道安再次分散徒眾,並一一勖勉各謀前途的弟子們,卻對慧遠未置一辭。後來,慧遠跪求訓示,道安一句:「如公者 ,豈復相憂。」總結這段長達二十五年師徒情誼。道安對慧遠相許甚高;日後,慧遠確實不負老師的期待,成為中國六朝佛教發展史上舉足輕重的一代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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