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035 期
1993.10.20
釋正思
專輯中國傳統僧伽教育鳥瞰
佛教東傳入中國以後，基於文化、民情的不同，在佛學思想、僧團制度和僧伽修學的型態上，都有了極大的轉變；其間，佛教的興衰，雖與時代政治、社會密切關連，而最主要的還是在於僧才的有無。
縱觀中國佛教史，在隋唐以前，佛教初入中國，以譯經、研究佛法義理為主，各譯場、講席興盛，成為僧人引頸企盼的高等學府，另一方面，帝王崇敬高僧、信仰佛教，不但以國力護持譯場，也發明用試經來考核、度僧，乃至建立僧官制度；隋唐時，佛教融入中國文化、社會，八宗創立，其中禪宗在「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之下，發展出中國以寺院為中心的僧團制度——叢林制度，帶動各宗寺院群起效尤，以為育僧搖籃；隋唐以後，直到明清，叢林制度漸漸僵化、廢弛，僧人世俗化日深，而中國佛教也呈現衰竭現象。
因此，若要窺探中國佛教，歷代僧伽的教育概況，我們可嘗試將焦點集中於：中唐以前僧伽的佛學教育、百丈禪師以後禪宗的叢林教育上，來加以觀察。
一、唐以前僧伽的佛學教育
大體說來，唐以前寺院的僧伽佛學教育，分有四個層次（註一）：
1.教導讀書、識字——例如隋代的寒山、拾得任行者時，原都目不識丁，但他們出家修學有成後，竟成為一代詩僧，留有許多禪詩傳世。
2.對已識字者，引導進一步學習某佛學專論—— 例如道安法師幼年出家為沙彌時，雖領執種稻耕田，但將其師所授之經書帶到田頭，運用休息時間誦讀；再如陳宣帝時曾詔令，建立律學學校，課常分設於京邑各大寺院，由二十餘位精通律學的僧人任教，學生三百多人，經過數年的學習和嚴格考核，成就了不少律學專門人才（註二）。此種寺院僧伽教育方式，在隋代時最為盛行、完備。又如隋文帝在長安寺院所設立的五眾主、二十五眾主，由精通某一經論或博覽三藏的義學高僧，分別以「涅槃眾主」、「大論眾主」等講座名義，主持以寺院為中心的專科或通論式教育（註三）。
3.遊方參學，或參與講習——學僧在熟悉某一專論後，想進一步博通三藏，兼弘外學，他們通常採巡行各寺院，隨方參學的方式完成。其中，講席為專以論辯方式辭學的佛學論壇，不但是中唐前寺院的最高層佛學講習所，也是高級佛學人才的養成所。
4.譯經場——是另一種型式的高級佛學講所，當年由鳩摩羅什、玄奘所主持的譯場，每有隨譯者三千；譯場一邊翻譯經典，一邊就所譯內容為大眾講解，所譯所講都是剛由西域介紹到中國的經典和佛學理論。
此四層次中，以譯經場對於早期佛教經典翻譯的貢獻最大，而且制度穩定完備，持續長達約九百年之久。經典譯出通常採譯講同施的方式進行；除玄奘、義淨等少數者外，譯場幾乎都由西域或印度來的僧俗領導，稱為「主譯」，他們負責誦出原文，接著口譯成漢語，不懂漢語的主譯，則增設「傳語」負責口譯，再由主譯講解經義、接受聽講大眾質辯， 《 高僧傳 》 中記載，鳩摩羅什譯 《 大品經 》 與《 成實論 》 時，就曾和參與譯場的大眾幾番 「諍論問答」，「交辯文旨」（註四），直到聽者都無疑惑，才由「筆受」集合聽眾筆記作為參考，寫定譯文，最後再與原文校勘，終成定本；而其他的筆記，則另整理成解釋經文的義疏。
經由講解、論辯，釐清經中名相、微義，不但可使譯意更接近原本，參與者也等於聽講佛學，接受教育，他們往往成為日後最先依據譯本講經的人，因此，也造就了不少有建樹的講經、義解高僧。例如講《中論 》 、《 法華經 》 的道融，講 《 成實論 》 的僧叡，乃出自鳩摩羅什的譯場；謂 《 涅槃經 》 的智嵩，出自曇無讖的譯場，他們都是當代進一步將佛法推廣、弘通於民間的生力軍。
隋代以前，熟學梵文的人少，譯經場多採開放式，參譯者常多達千數百人，類同今日大型的演講討論會；到了唐初，譯經場在帝王的國力護持下，制度更加完備了，參譯者也逐漸精選當代佛、儒、訓詁學的翹楚，在人數上雖大為減少，卻仍是佛典譯、講的最高學府。
二、百丈禪師以後的叢林教育
禪宗叢林的創立，代表佛教中國化的完成，也使中國佛教從最初傳入的譯經、義解時代，進入到以禪修、行持為主導的時代。對於叢林，禪宗有句話說：「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群居類聚，率而齊之......」叢林如何培育僧伽呢？
叢林寺院十分重視制度，以制度規範常住數百千人的作息、修學，所謂：「規矩者，叢林之元氣。」因此，叢林儀規和參禪是禪僧們不可分離的日課，例如：百丈禪師叢林清規，即立有叢林大眾「朝參 」、「夕聚」的規矩；宋朝宗頤的「禪苑清規」也提到叢林必有的「小參」制度，說它是以家訓綱紀叢林，並定有法儀，以賓主問酬的方式進行。
叢林裡的教育中心是禪堂，其中可以容納數百到千人，四面設大廣單（即通舖），每人一舖位，作為養眠、打坐之用，中間是空庭，用作眾人行香、跑香的處所。禪堂的功課，每日十柱香用於禪坐、行香，晚上方丈和尚或於禪堂「晚參」，或在「法堂」為眾開示，內容皆從事相引導用功參禪的法門，不做經論講解；而將這些開示內容紀錄傳世，即是歷代禪僧所熟讀的「禪門語錄」。
神宗認為講經習論是義解法師的事，因此必要演講經論時，常另闢「講堂」，由「座主」負責，但也有寺院遵守「冬參夏學」的規律，在每年四月十六日到七月十五日「結夏安居」期間，安排講經活動，由方丈或外聘佛學專家擔任請席，講經的方式分有四種：
1.「大座」——是在莊嚴的儀式下，由主講和尚開講。
2.「偏座」——由主講和尚指派弟子，為眾複講相同內容。
3.「研究」——指由大眾自研經疏，遇有不懂處提出討論。
4.「小座」——由主講和尚，從聽眾中抽籤決定上臺者，複講相同內容。
除此，禪堂外還有多數擔任執事的僧眾，他們服膺方丈依叢林四十八單請任執事，以領執的方式修學。叢林執事在「方丈」之下分設東、西兩序，西序執事多屬於教育方面，以「首座」為領導；東序屬總務、管理方面，以「監院」為領導。領執僧人所接受的主要是生活教育，強調搬柴運水無非是道，並由方丈和尚或得道者，在適當時機加以點撥，以助其明心見性，圓滿修學。
叢林的入學資格不限，只要有求法的真誠即可，畢業年限也不拘，悟明心性就算畢業，即可法化一方，弘揚宗法。單一個叢林的制度儘管完整，但若從佛教整體來看，叢林與叢林之間，在教學上，幾乎不存有任何連繫、關連，因此學僧若半途離去，只得以隨機參方的遊學方式，轉往其他叢林，繼續完成其修學。
叢林的教育制度雖然完備，只可惜，明末以後真正能遵行者漸少，叢林寺院僅剩僵化的軀殼，僧人的教育隨之日漸廢弛，佛教更因此積弊日深。直到民初，太虛大師力圖振衰起敝，參考西方的教學理念、制度，大力倡導僧教育、辦佛學院，中國佛教才又重現生機。
【參考書目】
一、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東初出版社，七十九年初版
二、蔡金濤，《禪宗的教育思想與實施》，五十六年六月
三、釋依仁，《僧團制度之研究》
四、吳麗玉，《近代佛教先覺者楊文會》，七十九年六月，師範大學
【附註】
註一：謝重光，《漢唐佛教社會史論》，三五七～三五九頁
註二：《續高僧傳》卷二十一，〈曇瑗傳〉
註三：《續高僧傳》卷十三，〈善冑傳〉
註四：《高僧傳》卷六，〈曇影傳〉；《出三藏記集》卷八僧叡撰〈大品經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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