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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0
于君方
香光四十特輯(上) -中國佛教比丘尼的發展比丘尼在文學中的紀錄
研究中國比丘尼之所以困難，不僅僅是因為文獻稀少且零散，另一個因素是，文學史料上的記載對她們都存在偏見，她們常被視為可憐和不幸的對象。從傳統觀念來看，除非環境所迫，否則女人不會遁入「空門」。因為在父權社會下，若無男人，女人便無法生存，除非出家為尼，或當婢女，或作妓女。
中國傳統上的比丘尼如同比丘，都是受到儒家士大夫譴責的，因為他們不婚、不生育，因此被社會大多數人視為自私、不孝。他們也因為不從事農業、紡織、生產，對經濟毫無貢獻而受到譴責。尤其是比丘尼，她們違背了傳統上對女性「三從四德」的要求，選擇獨立自主，因此遭受的社會責難更劇烈。此外，自南宋（1127-1279）開始，尼僧還被指控一項罪名—不當情事的仲介。由於她們可以自由出入婦女的住所，因此她們被疑從中牽線，安排婦女與她們的仰慕者，在寺院的內室中幽會。也有批評指出，她們鼓勵女信徒進出寺院燒香，或出門參拜祈福，事實上是在詐騙上流社會婦女的捐獻。尼僧慣常被視為所謂愛管閒事的「三姑六婆」，總是惹是生非、品行可議、聲名狼藉。由於這樣的觀念非常普遍，因此不只小說家和劇作家，就連文人在寫文章時，也經常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尼僧。例如，明初作家陶宗儀（活躍於 1300-1360年），在他的《南村輟耕錄》中提到尼僧：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奸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10:126）
類似的說法也可以在小說中看到，例如《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以及《金瓶梅》、《紅樓夢》。此外，在指導地方官員如何管理轄內戶長的手冊中，也每每要求地方官應將比丘尼視為與茶室和酒館經營者，以及妓院老鴇等同一類具有道德爭議的人。同樣地，善良百姓應與尼僧保持一丈距離，保護婦女不受其不良影響。明朝小說作家凌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中寫道：
其間一種最狠的，又是尼姑。她藉著佛天為由，庵院為囤，可以引得內眷來燒香，可以引得子弟來遊玩耍。見男人問訊稱呼，禮數毫不異僧家，接對無妨。到內室念佛看經，體格終須是婦女，交搭更便。從來馬泊六、撮合山，十樁事倒有九樁是尼姑做成、尼庵私會的。（1628/1995, p. 58）
這段時期的普遍說法，反映出一種常見的偏見：「不要用任何理由，邀請尼僧、僧人、術士、奶媽或借貸婆到家中。」（Cass 1999,p.47）。曼素恩（Susan Mann）引述清朝官員黃六鴻對比丘尼的負面看法，反映出當時世人對比丘尼的普遍看法。他稱比丘尼為「犯奸之婦」，並要官員禁止她們進出善良百姓的住處。
其三姑六婆，乃誨淫之媒使，風月之牽頭。逞其邪說，縱令貞婦也情搖落彼乾圈，任是侯門皆狗竇。若男子縱其來往，是欲受妻孥之封贈者也，亦宜張榜示。優尼道姑，應靜修庵院，不許擅入人家抄化。（《福惠全書》卷三十一；Mann 1997, p.191）
還有一項更傷害比丘尼公眾形象的事是，有些尼僧兼當高級妓女。由於部分寺院以接待男香客而聲名狼藉，使得所有比丘尼都受到懷疑。雷若欣（Lei Rouxin）指出，杭州明因庵是南宋時期江南最大規模、最知名的寺院之一，興盛持續到清代。南宋時，明因庵因設立「尼站」而享有盛名，「讓僧人、文人和官員定期召來庵裡最年輕、最漂亮的尼僧接待他們」（Lei 2006, p.30，由Grant 2009, p.2引用）。明清時期，「花禪」一詞開始流行，意指接待男香客的尼僧。在當時，「比丘尼變質成為妓女達到了鼎盛時期」（Lei 2006, p.36，由Grant 2009, p.2 引用）。
對於尼僧的偏見持續到清朝（1644-1911）。知名的詩人兼學者朱彝尊（1629-1709）將所有尼僧都歸類為荒淫、懶惰、一無是處。他在一首詩中如此形容尼僧：
宣淫青豆房，飽食香積飯。因之壞風俗，詎可偕息郾。婦人有婦功，蠶織乃其本。如何水田衣，娑拖出祗苑。（1）
小說《紅樓夢》中的尼僧多數被描寫成追求名利且淫亂的人，反映出當時社會對她們的看法。她們通常被說成與女伶來自相同背景，也同樣「被租借」到特殊場合中「表演」（Mann 1999, p. 192）。
尼僧的負面形象除了惹是生非、傷風敗俗之外，要不就是悲劇人物。廿世紀初，陳榮捷在《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中提到，女性出家為尼的三大主因是貧窮、慢性病纏身、失戀。他認為沒有女性會自願遁入「空門」（1953, p.80-82）。
【注釋】
（1） 這首詩收錄於張應昌（1790–1869）編輯的《清詩鐸》。英譯本見Grant 管佩達 2009,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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