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123 期
2016.06.20
雷蒙．潘尼卡／王志成、思竹 譯
默觀的態度 ――對現代性的一個挑戰（1）大者的力量 ―「內心」對「外表」
默觀生活中的基本實踐是「專注」─努力達到中心。這個中心在內心，它沒有多個維度，且與所有活動等距─儘管從埃及和敘利亞早期基督教教父，到喀什米爾濕婆教派（Kashmir Shaivism）的詩聖們，以及西班牙、伊朗的蘇菲（Sufi）[56]，「心」總是其至上的象徵。一旦確立在這個中心上，你就能獲得滿足、滿意、寧靜、安靜、安寧[57] ─其中沒有一個語詞會和「自我滿足」相混淆。這樣一種內在的寧靜不會將你引向「行動所是」（應是）之所，不會將你引向大城市，也不會誘惑你想要愈來愈大的成功，也不會僅僅以大者（Big）的力量吸引你。濃縮的[58] 東西密度很大，但體積很小。
大者的力量使你的中心不是在你之中
像「大」（big），尤其「偉大」（great）之類的語詞在表示「性質」和「善」時所採取的那種方式，暴露了現代人迷信帝國、公司、超級大國的氣質。當我們談到「各大宗教」（great religions）時，我們意指「重要的」（important）宗教。所謂的大多數人的力量是另一實例，儘管微小的技術統治可通過技術的力量操縱大眾，但「大多數」則具有理論上的力量。這裡被考慮的、賦予價值的都是數目，如果碰巧你不同於「其餘人」（the rest），你會很容易受到威脅，或至少感到自己不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你的中心不是在你之中，「心意」不是建立在這「心」中。你被置換了。
這一態度的另一例子是語言帝國主義。方言在今日，如果不是被公然藐視，就是都未受到認真對待。你必須至少說一種「世界語」（world language），這讓你顯得重要，具有「全球性」、「普遍性」。鄉下人都是土裡土氣的，他們的地方口音就暴露了他們的身分，為了在某種程度上彌補這一「缺陷」，他們努力模仿那些大都市人的發音。習語倘若不跟上由大眾傳媒塑造的時尚，如果不是不被理解，那麼，就是被大多數人視為古怪。
今天現代西方人幾乎不能想像，語言一直都是活的（說話的）群體的一種創造。絕大多數語言的詩作都出身卑微，都來自那些豐富多彩、風格獨特的俚語方言。方言可以包含各種語言，例如但丁（Dante）的義大利語、勒爾的加泰羅尼亞語（Catalunya）、阿爾瓦維斯（Alvāvrs）的塔米爾語（Tamil）、（以前印度）宮廷和梵文學者所有的梵文，甚至由所謂的學術標準巧妙推出的現代西方學術語言─學者們就如其他人類群體，說一種行語。普遍的語言是不存在的。(59)
當今，是那些擁有權力的人將其獨特的語言傳揚開來，他們在千百萬被動的旁觀者眼前和耳邊，宣揚他們看世界的特定方式或談論種種話題。印度村寨裡的說書者、歌唱者都正在迅速地消失。現在人們只聽幾個成功人士講話，他們得以在全印度電台上表演，其他人都被稱為「乞丐」。語言已成為被動地聽到或讀到的事物，成了你獲得的一種商品，而非一種生活方式─你可以依此創造性地表達你自己，也表達你夥伴的話語的意義。我們更多的是「獨白」而非「對話」，我們不能向電台上、電影上、電視上的人答話，這些非常有影響的、普遍的現代溝通方式，仍處於對話之外。
難怪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語言已變質，交流的藝術已成為精英們的事，因為它們也都是某些這樣的人的產物，那些人就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收音機裡聽到的人，或者撰寫我們在報上遇到的淡而泛味、過分簡單化之文章的人。報刊雜誌不再是文學作品，而淪為最低層次的宣傳資料。「外行人」（idiotès）成了「白癡」（idiot），癖好（idiosyncrasy）幾乎成了恥辱。我們必須成為順從者，以便能夠繼續生存，並穿上文化的制服，以此得到容忍和接納。
文明的象徵是大城市（Big City），在那裡大眾傳媒是至高無上的。「壓力」就是在地位、權力和成功的階梯上爬得更高；你必須得到提升，以便感到自己的真實，獲得自信以及給人以信心的鼓舞。「變動」成為你地位的標誌，「穩定」甚至婚姻和養家都成為大城市裡朝上升遷者的障礙。如果你不升遷，你就是一個失敗者。(60)「成長」已成為一個「量」的概念，最大值是「理念」。
默觀生活的基本實踐是努力達到中心
默觀者不僅在理論上感到有必要緩解現代社會，而且還會付諸行動。還有誰會去村寨裡行醫？又有誰願意定居小城鎮做律師？又有誰樂意從事不起眼的工作，以便有更多的閒暇時間、公民活動時間和家庭生活時間？今天大多數「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和印度人都要移民西方……。
如果我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實在」的中心（或至少與我自己的中心同心），如果我不是居於首府或在最大的大學、公司、工廠工作，或掙得可能的最高薪水的話，我就無法克服身為一個被置換者的精神分裂感。除非我達到了頂峰（不是中心），否則我會緊張、不安，至少感到有壓力。
默觀者不玩這種遊戲，這不是因為自私或那種表達在西班牙諺語中的快樂主義：「願我暖和／任他人譏笑。」（ande yo caliente / yríase la gente.）這不是因為他們不關心效能，或喜歡微不足道的事物而不喜歡別的，而是因為他們認為生活的真正意義在別的地方。儘管許多政治家和世俗思想家，例如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61]、阿諾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62]，在他們成熟期已寫到政治會改變世界這一「幻覺」，但這一「幻覺」繼續誘使真正的宗教人士成為單純的政客。然而，生活中還有一個更深層的維度，這是一個更深邃的地方，我們可以在那裡致力於真正的改變。我們正是在這裡發現了常被忽視的人之修士維度。(63)
默觀者是快樂的，就如一個健康的孩子興致勃勃地玩玩具。看她滿足的樣子，有人可能會奪走她的玩具，但她會回過頭去玩另一個玩具，而那個誤認為喜樂是來自玩具本身的人，可能又會將她的玩具奪走。人有時要傾注一生，才能發現快樂不僅僅在小玩意兒裡。
然而，我們前面已警告過，「默觀」是一件冒險的事，因為這種「神聖的中立」可以被那些最終越出可容忍限度的人所利用。培養默觀的宗教常常成為鴉片，（例如）大英帝國把它投給中國人，宣教士、婆羅門、祭司也把它投給人民。有鑑於此，大師們總是把「分辨」或「鑑別」，說成是真正的默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56] 蘇菲（Sufi）：伊斯蘭教的神祕教派蘇菲派的修行者。
[57] 潘尼卡以不同文字表達這意思，例如「Gelassenheit」、「sosiego」、「sama」、「aequanimitas」、「sōphrosynē」。
[58] 原文為「concentrated」，也有「專注」的意思。
(59) 關於這一問題， 與「人權」有關的論述， 參見Panikkar, “Is the Notion of Human Rights a Western Concept? ”， 載於Diogenes (Florence, Casalini Libri),120 (Winter 1982), pp. 75-102。
(60) 一位年輕人寫信給北美一家報紙的某位著名專欄作家：「我拒絕了一次晉升，我對我擁有的很滿意。」答覆是：「你小子！你認為這是我們使國家強盛的方式嗎？」
[61] 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英格蘭作家、人文主義者，文字成熟，幽默、諷刺兼具，被認為是現代思想的領導者，共寫作了五十多部小說、散文、詩歌、哲學著作、遊記等。赫胥黎在其最著名的作品《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中，不斷地抨擊人類對於科技文明的憧憬，是一種違反自然的無知悲劇，此書可以說是廿世紀最經典的反文明烏托邦文學作品之一。著有《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 ）、《加沙盲人》（Eyeless in Gaza ）、《天才與女神》（The Genius and the Goddess ）等書。
[62] 阿諾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的十二冊巨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把世界歷史劃分為廿六種文明，主張文明才是歷史的單位，並斷言文明得以崛起是因它在少數創造者的領導下，成功地應對了環境的挑戰，此作品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湯恩比也經常從哲學的角度思考宇宙人生和社會歷史的諸多重大問題，被視為現代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主要代表之一。著有《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經受著考驗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 ）、《世界和西方》（The World and the West ）等書。
(63) 參見R. Panikkar, Blessed Simplicit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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