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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 Xiang Guang | 襄陽傳教

明哲之燈:20則細說道安
襄陽傳教

鮮卑族慕容儁於西元352年率兵過遼河滅冉魏,建立前燕政權,五年後,遷都鄴。與此同時,氐人在關中所建立的前秦政權,日益強大。西元357年,苻堅即位後,任用漢族士人王猛為相,振興儒學,興修水利,勸課農桑,勢力迅速擴張。西元370年,東滅前燕,西兼前涼,北併鮮卑拓跋氏之代,南取梁益二州,遠征西域。至此,北方又一度出現統一的局面。 相對偏安的東晉,在長安淪陷後,琅琊王司馬睿於建康即位。時北方大亂,中原人士相率南渡,王導為之撫輯流亡,復延結吳地故老,共度艱危。在王導的輔佐下,東晉立國基礎賴以穩固。而許多仁人志士一心光復國土,東晉中期前,最有名的是祖逖與桓溫。祖逖因不得後方援助,憂憤而死,原收復的土地又為後趙所奪。桓溫(312-373)功高權大遭忌,朝廷反支持殷浩與之抗衡,殷浩終因喪師辱國被廢。之後,桓溫獨攬大權,曾展開三次北伐。雖然後趙亡後二十年,正是東晉廓清中原的好機會,但終因內部相互猜忌,卒無所成。



 
8.新野分張徒眾
 
西元365年三月,道安南下的途中,來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時,道安對眾人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為此,他決定分散徒眾到各地去傳揚佛法。
 
首先,道安派竺法汰率眾前往揚州,他認為那裡「多君子,好尚風流。」法汰與道安是同學,新野涕泣而別後,帶著弟子曇壹、曇貳等四十餘人沿沔水南下,因病停留在揚口,道安還曾派慧遠去探望他。竺法汰來到東晉首都後住在瓦官寺,受到帝室禮遇,王侯公卿,無不畢集;流名四遠,士庶成群。汰六十八歲卒於建業。佛法行於江南,可說是道安分張徒眾的安排。
 
道安又考慮西邊蜀地,少聞佛法,於是派法和前去蜀地,他認為那裡「山水清幽,易傳佛法。」法和在巴蜀弘化,「巴蜀之士,慕德成群。」巴蜀佛教傳播,亦可說是道安分眾之功。
 
道安則帶領弟子慧遠等四百多人,直抵襄陽。開啟了荊、襄佛教鼎盛期。
 
9.襄陽的佛教中心:檀溪寺
 
道安在襄陽的十五年時間,是他一生中從事佛教活動的最重要時期。襄陽屬荊州,地處南北交通要衝,是東晉的重鎮。此地人傑地靈,薈聚了不少名流顯要和文人學士。
 
道安先居襄陽白馬寺,因寺狹僧眾,得當地權貴的贊助,另建「檀溪寺」。檀溪寺不僅是道安等眾人修道的好環境,而且,隨著道安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也成了道安廣結名賢的地方。
 
10.與士大夫、王室的往來
 
道安在襄陽講經說法,受到普遍歡迎與支持。荊州刺史桓豁與鎮守襄陽的朱序等權貴人物都與之交往頻繁。
其中交情最深的,莫過於習鑿齒。習鑿齒出身鄉豪,以博學多聞,辯才無礙,文筆高妙為名。他久慕道安盛名,曾在道安率眾南下至南陽時通書致好。
 
道安博學多識,既不耍弄方術,也不憑藉威勢,卻能將數百人的僧團管理得井然有序,對此,習鑿齒相當欽佩。他不僅常到檀溪寺向道安請教,還致書當朝顯貴,竭力推薦,褒揚道安的道德與學養,謝安就是其中之一。道安透過習鑿齒,結識不少東晉的顯貴名士,從而為弘法創造了很好的機緣。
 
另外一位江東名士—郗超,曾為桓溫幕僚,信奉佛教,與支道林相知。他欽崇道安學問德行,派人送米千斛,並「修書累紙,深致殷勤。」
 
東晉孝武帝信奉佛教,聞道安德行學問,也曾遣使問候,並下詔:道安的俸祿與王公相同,由該居住地給付。
 
11.宣講《般若經》
 
道安受到南方佛教重視義理的關係,以及東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其思想逐漸由禪學轉向義理,著意宣揚《般若經》,同時也搜尋其他經典進行整理與研究。
 
在襄陽十五年,道安每年講兩遍《放光般若經》,並對大小品《般若經》進行比對研究。就是到了長安,道安仍留心研究大品《放光般若經》與《光贊般若經》。
 
12.纂輯佛經目錄
 
佛教傳入中國,大量佛教典籍被譯成漢文,各種手抄經本也日益繁多,但傳經之人的名字無從得知,因此無法推算其年代。道安以前,雖已有經錄,但只是一代或一人所翻譯的經錄,只列經名,不標著名類年代。至道安始作總錄,嚴別真偽。「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是中國佛史上最早的、具有系統的佛經目錄。此經錄又稱《道安錄》、《安錄》,或《綜理眾經目錄》。此錄雖已佚失,但其內容大部分為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卷二至卷五所收,我們還可大體知其原貌。
 
13.註經作序
 
翻譯的佛經時常有錯誤,主要是印度文體與中土不同所致。佛法許多名相概念本就艱澀難懂,譯成中文,往往不知經義所指。針對這些情況,道安透過經典作註解的方式,逐段釋義或字詞解說,使得疑難隱晦的意義,都變得易於解讀。道安不僅為佛經分段釋疑,還為每部經典的要旨作序,便於人們領會。
 
「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公始。」不侷限該時期普遍講經的方法—對經典概要說明或複述原文。—道安是中國佛教史上,逐字逐句做詳細義理研究的第一人。
 
14.戒規確立
 
佛教傳入中國,逐漸普遍後,就出現了以某個僧人或某寺為核心發展的僧團。如後趙時,即以佛圖澄為中心的僧團,「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北方戰亂後,也形成了許多以佛圖澄弟子為中心的地方性僧團,如道安的僧團,在泰山竺僧朗的僧團等。
 
道安自在河北恆山建寺傳法之時,已有以他為核心的數百人大僧團。至襄陽弘化時期,如何管理人數日漸增多的僧團,並且如法如律,也成了道安日夜思索的問題。
 
道安參照漢地已有的戒律,為僧團制定具體可行的戒規,這就是《僧尼軌範》,大體包括三方面:一、行香定座,即講經說法的儀式與方法。二、每日晝夜六時的修行、食住規定。三、半月舉行一次的說戒懺悔儀式。還有結夏安居結束時,舉行自恣儀軌等規定。
 
道安所制定的戒規影響很大,據稱「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鑿空開荒,則道安為僧制之始也。」
 
在道安之前,中土沙門依其師為姓,僧人的姓各不相同。道安提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於是,僧人以「釋」為姓,永成定式,至今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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