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047 期
1996.09.20
釋見憨 譯 / 自: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大正藏卷五十四
教史尋蹤經典的翻譯:中國篇
經、律、論是何時被譯出的? 第一部被譯成中文的經、律、論各是那一部? 中國什麼時後開始有佛教出家人? 出家人所穿的服裝經過那些變革?
譯經
以前劉向在天祿閣校閱書籍時,曾見過佛經。我們都知道當時是西漢年間,中國還沒有人從事佛典翻譯,所以劉向所見的一定是梵文經本了,若果真如此,那麼劉向又怎麼會認識梵字,而能夠在所撰的《列仙傳》中說列仙中有七十多人已經見到佛經,還說文殊菩薩也是列仙之一呢?關於這一點,我認為是因為劉向的見識非常廣博,幾乎是個全才,不論天文地理自然而能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所以?覽梵本經文時,當下就轉譯為中文,而能馬上就認出有七十多人見過佛經。
至於說將佛經翻譯為中文,是攝摩騰譯《四十二章經》,又與竺法蘭共同翻譯《十地經》、《佛本生經》、《法海藏經》、《佛本行經》等,才正式開始的。而後,安清、支讖、支謙等相繼翻述,漢末魏初,佛經的傳譯事業才漸漸興盛。當時有把「佛譯為「眾祐」,也有把辟支譯為「古佛」的,而支讖在《出首楞嚴經》序中則說:「佛」在王舍城靈鷲頂山中。 [ 只是一個佛字就有不同的用詞 ] 可見各翻譯家生存的時代不同,用詞的取捨也不同。以上乃是對譯經一事的推論。
至於說將佛經翻譯為中文,是攝摩騰譯《四十二章經》,又與竺法蘭共同翻譯《十地經》、《佛本生經》、《法海藏經》、《佛本行經》等,才正式開始的。而後,安清、支讖、支謙等相繼翻述,漢末魏初,佛經的傳譯事業才漸漸興盛。當時有把「佛譯為「眾祐」,也有把辟支譯為「古佛」的,而支讖在《出首楞嚴經》序中則說:「佛」在王舍城靈鷲頂山中。 [ 只是一個佛字就有不同的用詞 ] 可見各翻譯家生存的時代不同,用詞的取捨也不同。以上乃是對譯經一事的推論。
譯律
佛陀制定毘尼以軌範僧眾,就如同國家的刑法,公定一既成的規矩,讓大家遵循。然而不知是誰把毘尼譯為「律」。 且說律的翻譯, 最早是東漢靈帝建寧三年,歲次庚戌 [一七○ ],安世高譯出《義決律》一卷;其次,有《比丘諸禁律》一卷;到曹魏時代,印度三藏 [ 法師 ] 曇摩迦羅 (譯為「法時」 ) 抵達?昌、洛陽, 見魏國境內的出家人不持戒律、生活沒有規範,感慨之餘,於嘉平年中,和曇諦譯出《四分羯磨》及《僧祇戒心圖記》。以上乃是中國翻譯戒律的開始。
譯論
東晉孝武帝時,有罽賓國 [ 在今喀什米爾一帶 ] 沙門僧伽跋澄,譯出《雜毘曇婆沙》十四卷;隨後,有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成實論》,這是譯論的開始。道安《綜理眾經目錄》 [ 今已不存,但《出三藏記集》大抵以它為根據 ] 和僧祐《出三藏記集》都共同以它為正確的記載。又有單名鞞婆沙,這是迦旃延尼子採取舊說的要點,引經據典解釋,而編撰成毘曇四十四品,而這也是論。
東夏出家
狂蒙寄宿在寺院裡,立刻萌生善念,孟軻遷居到毗鄰學校的地方,慢慢就薰習了文人好學的氣質。佛法既已在中國傳播開來,人民也都受到教化,當時難道沒有人拔掉髮簪、解下身上的飾物、脫去鞋履, 而現出僧形嗎?[ 答案是有,而 ] 最早這麼做的人就是東漢明帝聽?出家的劉俊等人了,這就是中國人出家為僧的肇始。至於洛陽婦女阿潘等人出家,則是有史以來,中國女子削髮為尼的第一樁了。
服章法式
據查漢魏時代,出家眾大都穿著赤布僧伽梨,因為西方沒有絲織品,並且崇尚木蘭色[ 1 ] 和乾陀色 [ 2 ],所以就穿布衣並染為赤色。
西方僧服的顏色也依部派而有不同:薩婆多部著皂色衣 [ 黑色衣 ], 曇無德部著絳色衣 [ 深紅色 ]、彌沙塞部著青色衣,所以穿赤衣的正是曇無德部的僧人, 在眾多部派中最早抵達中國。
後梁 [ 九O七──九二三 ] 有慧朗法師常穿著青色衲衣, 梁 [ 五O二──五五七] 誌公 [ 寶誌 ] 和尚曾經預言:興皇寺將有青衣開士廣傳大乘佛法,慧朗的出現果然與當初的預言相符。關於各部派僧衣的顏色,在《五部威儀所服經》有詳細的介紹。
目前江南一帶的僧人大都穿著黑色或赤色衣,偶爾也有人著黃褐色或稱為石蓮色的青黃混色衣;東京關輔一帶多著褐色衣;并部幽州則重視黑色。著黑色衣最不如法,為什麼呢?因為黑色是上色混染的大色,在五方是屬正色。問:緇衣究竟是什麼顏色呢?答:是帶紫的淺黑色,不是正色。 《考工記》中載:「三入為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 [3],意思是三分黑、七分紅混染是黑,再染入五分成緅, 緅如雀鳥頭上的顏色,再染入七分黑就成緇色,因此緇本來是由絳色來的,雀頭是紫紅色,以這推測淨秀尼見聖眾衣色如成熟的桑椹,就是深黑帶點淺紅 [ 4 ]。 現代秣陵比丘僧衣顏色是模倣西域天竺的緇衣。此外,後周忌諱聽到「黑衣之讖」,全面禁用黑色而改著黃色衣,就是開始於後周。
以上是衣的顏色,至於中國僧人衣的形式, 除了三衣 [ 安陀會、鬱多羅僧、僧伽梨] 外,還有「曳納播」,它的形狀像覆肩衣, 典出《南海寄歸內法傳》 [ 略稱寄歸傳 ],講員自許即曳之,若講通一本則曳一支,講二、三本又隨講數曳之,如納播是也。[ 5] 此外,有後魏宮人目睹僧人自恣時偏袒右肩,於是一律布施僧人肩衣,名之為「偏衫」,使僧衣的兩扇衿和袖完整起來,相對的,僧祇支的法式就是從魏朝開始消失的。此外,腳上穿的有鞦鞋或革屣舉遮短澭靴等,《寄歸傳》言:西域有僧人拿竹?或撐傘。梁高僧慧韶每逢有人邀請,往往自己攜帶杖笠;時下僧人流行戴竹笠,禪師則戴草笠。另外,隨身攜帶的有澡罐、漉水囊、錫杖、戒刀、斧子、針筒等,都是修道必備的用具。
近來有僧人穿白色的僧衣,是一項嚴重的錯誤。佛陀曾經預記,佛法將滅時,僧衣不染色、袈裟變白,應該就是指這現象吧!如果有人知道怎樣才是如法衣色,因此把白袈裟奪下染成壞色,這個人真可說是有力的護法勝士。過去唐末豫章有一位觀音禪師,見到南方禪客大多搭白衲【白色僧袍】,常常用小甕子裝著染料,勸穿的人把白染壞,所以直到今天,天下人都稱「黃衲」為「觀音衲」。我早年就曾聽說這位觀音禪師護法的事蹟,現在說到僧衣顏色,特別記上一筆,以示稱許。
西方僧服的顏色也依部派而有不同:薩婆多部著皂色衣 [ 黑色衣 ], 曇無德部著絳色衣 [ 深紅色 ]、彌沙塞部著青色衣,所以穿赤衣的正是曇無德部的僧人, 在眾多部派中最早抵達中國。
後梁 [ 九O七──九二三 ] 有慧朗法師常穿著青色衲衣, 梁 [ 五O二──五五七] 誌公 [ 寶誌 ] 和尚曾經預言:興皇寺將有青衣開士廣傳大乘佛法,慧朗的出現果然與當初的預言相符。關於各部派僧衣的顏色,在《五部威儀所服經》有詳細的介紹。
目前江南一帶的僧人大都穿著黑色或赤色衣,偶爾也有人著黃褐色或稱為石蓮色的青黃混色衣;東京關輔一帶多著褐色衣;并部幽州則重視黑色。著黑色衣最不如法,為什麼呢?因為黑色是上色混染的大色,在五方是屬正色。問:緇衣究竟是什麼顏色呢?答:是帶紫的淺黑色,不是正色。 《考工記》中載:「三入為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 [3],意思是三分黑、七分紅混染是黑,再染入五分成緅, 緅如雀鳥頭上的顏色,再染入七分黑就成緇色,因此緇本來是由絳色來的,雀頭是紫紅色,以這推測淨秀尼見聖眾衣色如成熟的桑椹,就是深黑帶點淺紅 [ 4 ]。 現代秣陵比丘僧衣顏色是模倣西域天竺的緇衣。此外,後周忌諱聽到「黑衣之讖」,全面禁用黑色而改著黃色衣,就是開始於後周。
以上是衣的顏色,至於中國僧人衣的形式, 除了三衣 [ 安陀會、鬱多羅僧、僧伽梨] 外,還有「曳納播」,它的形狀像覆肩衣, 典出《南海寄歸內法傳》 [ 略稱寄歸傳 ],講員自許即曳之,若講通一本則曳一支,講二、三本又隨講數曳之,如納播是也。[ 5] 此外,有後魏宮人目睹僧人自恣時偏袒右肩,於是一律布施僧人肩衣,名之為「偏衫」,使僧衣的兩扇衿和袖完整起來,相對的,僧祇支的法式就是從魏朝開始消失的。此外,腳上穿的有鞦鞋或革屣舉遮短澭靴等,《寄歸傳》言:西域有僧人拿竹?或撐傘。梁高僧慧韶每逢有人邀請,往往自己攜帶杖笠;時下僧人流行戴竹笠,禪師則戴草笠。另外,隨身攜帶的有澡罐、漉水囊、錫杖、戒刀、斧子、針筒等,都是修道必備的用具。
近來有僧人穿白色的僧衣,是一項嚴重的錯誤。佛陀曾經預記,佛法將滅時,僧衣不染色、袈裟變白,應該就是指這現象吧!如果有人知道怎樣才是如法衣色,因此把白袈裟奪下染成壞色,這個人真可說是有力的護法勝士。過去唐末豫章有一位觀音禪師,見到南方禪客大多搭白衲【白色僧袍】,常常用小甕子裝著染料,勸穿的人把白染壞,所以直到今天,天下人都稱「黃衲」為「觀音衲」。我早年就曾聽說這位觀音禪師護法的事蹟,現在說到僧衣顏色,特別記上一筆,以示稱許。
譯註:
[1]赤黑色,泥色
[2]是乾陀樹所染的衣色。 乾陀樹是南印度所產喬木,樹皮被當作染料以染衣料,在多處律文中可見,其色近於赤黃色。
[3] 黑:淺紅色;緅:黑多紅少,近乎黑色;緇:一般以之黑色,其實深黑微帶赤。
[4] 詳見寶唱編《比丘尼傳》卷第四,是淨秀尼供養禮懺的感應之一。
[5] 大正藏五十四冊,《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二〈衣食所須〉條有「立播」一辭, 譯為裹腹衣,而未見「曳納播」,或是因與贊寧所據版本有異,乃有此差別。
[1]赤黑色,泥色
[2]是乾陀樹所染的衣色。 乾陀樹是南印度所產喬木,樹皮被當作染料以染衣料,在多處律文中可見,其色近於赤黃色。
[3] 黑:淺紅色;緅:黑多紅少,近乎黑色;緇:一般以之黑色,其實深黑微帶赤。
[4] 詳見寶唱編《比丘尼傳》卷第四,是淨秀尼供養禮懺的感應之一。
[5] 大正藏五十四冊,《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二〈衣食所須〉條有「立播」一辭, 譯為裹腹衣,而未見「曳納播」,或是因與贊寧所據版本有異,乃有此差別。
《大宋僧史略》簡介
《大宋僧史略》,簡稱《僧史略》,共有上中下三卷,是北宋咸平二年(九九九年)釋贊寧(宋高僧傳的作者)所撰,收錄於大正藏五十四冊。
這是一部採用典志體編撰佛教典故集,以佛教史傳的載錄及作者見聞為本,以事為題,類聚條分,詳盡地記敘並考證了自東漢初年佛教東傳以來迄北宋初年為止,中國佛教史上六十多項重要的事件和制度的起源及沿革,具有重大史學價值。
這是一部採用典志體編撰佛教典故集,以佛教史傳的載錄及作者見聞為本,以事為題,類聚條分,詳盡地記敘並考證了自東漢初年佛教東傳以來迄北宋初年為止,中國佛教史上六十多項重要的事件和制度的起源及沿革,具有重大史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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