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對話的原則與結論】宗教相遇中的遊戲規則
結論四:歷史的維度是必要的, 然而也是不足的



宗教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也不僅僅是與絕對者的一種垂直「連結」,它也是與人類的連結;它有一個傳統,有一個歷史的維度。
 
宗教相遇並非僅僅是兩個或兩個以上這樣的人的相遇,事實上,他們是以全然私人性的個體,並脫離各自的宗教傳統而相遇。一個真正的宗教人,同時也肩負著傳統的重負和前人的財寶;但她不是一個官方代表─僅僅說她可以代表他人,或光憑道聽塗說,而認為她是某個共同體中活躍的一員,是某個有生命的宗教傳統中的一個信仰者。
 
宗教相遇必定涉及歷史的維度,但它並不會停留在這一維度上。它不是歷史學家們的相遇,更非考古學家們的相遇;它是一場活生生的對話,是創造性思想和富有想像力的新方式的用武之地。它們不會因過去而中斷,而會延續過去並擴展下去。
 
要深刻、寬廣地理解諸傳統
這不是輕視歷史的思考,我堅持對所討論的諸傳統要作深刻、寬廣的理解。這首先意味著,我們不僅要熟悉古老的傳統,而且要熟悉該特定宗教的當前狀況。
 
就舉歸類在「印度教」名下的許多宗教為例,我認為,對該傳統的深刻理解不能忽視它延續至今的演變,除非我們準備接受一種武斷且歪曲的詮釋。例如,某個學者可能確實會局限於《吠陀經》(Vedas )的研究,但參與真正的宗教相遇的人,如果把自己對印度教的理解,單單置於沙衍那(Sāyana)[3] 對《吠陀經》的詮釋基礎上,而完全忽略如達耶難陀(Dayānanda)[4] 或奧羅賓多的詮釋(各種不同的詮釋到底孰優孰劣,並不是我們這裡要關心的主題),這就不能證明她是正確的。同樣地,沒有哪一個現代基督徒能滿足於傑羅姆(Jerome)[5] 對《聖經》的詮釋,或滿足於中世紀對《聖經》的詮釋。
 
我們的觀點是,研究一種觀念、文化模式或宗教傳統是不夠的,除非我們考慮到它所有的可能性,正如沒有任何植物學家能夠宣稱在一顆種子長成植物之前,就已知道它。而且,在這個例子中,理解的運動是動態的和相互的。
 
因此我認為,例如對「法」之本質的任何研究,不但都是不完整的(如果不考慮到當前人們對該概念的理解的話),而且對古代的觀念也可能只得到部分的理解(如果將它延續至現時代的發展擱置不論的話)。這也暗示著,無論在古印度或在現代印度,如果有人試圖理解「法」的概念,他就不能「在真空中」(in vacuo)理解,因為他所使用的語詞已經飽含著文化上的意義和價值。
 
要跨越地理、文化上的界限,來理解諸傳統
另外,我們也必須以一個更開闊的視角來理解諸傳統,即跨越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區域性界限。再舉印度傳統為例,想要理解此傳統,我們不能局限於印度次大陸,還要理解如廣為人知的佛教對東亞和中亞的影響(我只需要稍加提及);《羅摩衍那》(Rāmāyaṇa )[6] 和《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 )[7] 在緬甸南部的許多地區一直具有影響力;在印尼,濕婆(Shiva)也受人崇拜。
 
走這些研究途徑並非偏離學術,而是用來完成我們開始通過本土資源所看到的圖景。而且,我們也不能將注意力只局限於過去的跨文化接觸,而忽視當代情況的複雜性。例如,今天印度的許多價值觀念,已使得在加利福尼亞沿海地區和歐洲各大學的人們承認其權利。風土的改變是否扭曲或提高了原初的價值觀念,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但其影響是確定無疑的。相反地,西方的價值觀念,不論好壞,不僅已深深滲入印度的各大城市,而且已滲入印度的大多數偏遠村莊。
 
在這樣的發展情況下,我們還能關在學究氣的象牙塔裡——只要穆斯林一來,就提起吊橋——來理解印度諸宗教嗎?這些發展所反映的現象,並非僅僅指精密機械和其他技術設備在全世界的普及,還包括出自每一個大陸的流行觀念,它們現在簡直是以光速傳至這顆行星的最遠角落,以及人類靈魂的最深處。
 
儘管歷史維度很重要,但在宗教相遇中成問題的不是「諸宗教的歷史」,甚至也不是「比較宗教」,而是一種有活力的和高要求的信仰。信仰是生活,而生活不能還原為模仿過去或僅僅對過去再作解釋。「宗教相遇」是一個宗教性事件。
 
 
[3] 沙衍那(Sāyana, 1315-1387):十四世紀時的《吠陀》注釋者。沙衍那的注釋是研究《吠陀》經典的範例,他從更早之前的注釋書中得到啟發,而以傳統的方式撰寫注釋。他也參考「吠陀六支分」(Vedāngas,六種與《吠陀》有關的知識)、《往世書》(Purānas )、《摩訶婆羅多》、歷史、傳承等,而使其所作的注釋擁有不同的風格與完整性的結構。
 
[4] 達耶難陀.薩羅室伐底(Dayānanda Sarasvatī, 1824-1883):近代印度教改革家,雅利安會(ārya-Samāj)創始人。鼓吹復古思想,主張立於《吠陀》的立場,強固純印度傳統宗教的信仰。他認為早期所有的《吠陀》經典是一個整體的體系,是「永恆的法」,只可被整體性的詮釋。然而,有不少人指出他對早期《吠陀》的整體詮釋,事實上大量摻雜了後吠陀時期的思想,包括業力和輪迴轉世等觀念。
 
[5] 傑羅姆(Jerome, 約340-420 年):古代西方教會領導群倫的《聖經》學者,以研究《聖經》和注釋經文聞名。他在注釋書中,依賴許多猶太傳統,也大量引用早期教會的權威看法。他也以希伯來文的《舊約》作基礎,重新翻譯《聖經》,完成拉丁文《聖經》修訂本─《武加大譯本》。直到今日,這譯本仍為羅馬天主教會所重用。
 
[6]《羅摩衍那》(Rāmāyaṇa):印度神毘濕奴(Vishnu)的化身之一——羅摩王子——的英雄故事。
 
[7]《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描述兩個家族間一場壯烈英勇的戰役故事,此故事象徵著邪不勝正。著名的《薄伽梵歌》即出自《摩訶婆羅多》。今天這兩部印度最重要的史詩,仍以各種戲劇表演形式在南亞和東南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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