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十九年正月廿八日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先師^上天^下乙上人圓寂。匆匆十一載消逝，回憶起上人圓寂後的那段日子，悲愴的情懷久久不能拂去！

 

‧她雙手緊拉著我的右手臂，我向前一跨，只聽到她說：「就這樣過來了！」

 

 

記得上人圓寂前的一個月，我為了籌備香光寺的晉山典禮和開辦佛學院的種種事宜，曾到高雄興隆寺請示上人。那天，他顯得相當嚴肅，很少說話，默默聽完我的報告之後，她只簡短地說：「這一切，我將看不到了！」

 

晉山典禮由白公老人親自主持送位，晉山之後，緊接著香光尼眾佛學院正式開學。儘管學僧人數不多，但是安排課程、討論教學內容、調派行政人員等工作都得一一設想週全，尤其在教師的聘請上，交通不便更是最大的困難。

 

第一位蒞臨講學的是聖嚴法師，有幾位徒眾隨行而來，前後八天，法師為大眾講解原人論、閱藏指導。上課期間，我曾北上中心診所探望上人。

 

課程結束後，聖嚴法師回台北，而隨行的徒眾便留了下來。第二天是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心志法師與我陪著他們到「觀音瀑布」爬山踏青。午時剛過，我驟然感到疲憊不堪，雙腳不聽使喚，只得商請他們自己上山，獨自在山徑旁的涼亭歇息。恍惚間，夢見自己站在一個小洲邊，面前一片激流，水勢湍急，我正思索著如何跨過這片激流，上人熟悉的身影赫然出現眼前，她雙手緊拉著我的右手臂，向前一跨，只聽到她說：「就這樣過來了！」一個踉蹌我醒了過來，時刻已過下午兩點，我對著剛從山上下來的心志法師說：「快回去吧！我好冷。」

 

剛回到香光寺，便接到上人圓寂的噩耗，就在我歇息於涼亭的時候，上人永遠地離開了我(沒想到一個多月前的那句話：「這一切我將看不到了！」竟一語成讖。)而即使在捨離苦迫世間的當兒，上人仍然不忘拉我一把！

 

上人涅槃已逾十一週年了，昔日的耳提面命還歷歷在目，只是欲報知遇深恩，益覺罔極！坦白說，先師在世時雖聲名遠播，但十一年來，每要提筆縷述其德，卻總是一片惘然，不知如何發抒。真有道是：「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然！」緬懷十一載，讓我若有所悟——先師當日期勉我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不正是行者應化世間的最佳寫照！

 

‧她擔任我們的大引贊師父，身材高壯，器宇軒昂，目光炯炯，舉止中煥發出尼中豪傑的氣勢。

 

民國五十二年是我人生的轉捩點，那年我自中國佛教三藏佛學院畢業，年底時我住進興隆寺親近上人，一住就是十多年，能有這段十多年的師徒之緣，是源於對上人的一份欽仰孺慕之心。

 

在我就讀三藏佛學院時，院長白公老人經常在課堂上告訴大家：天乙法師是台灣比丘尼的楷範，她不但福報大、德學兼優，最難得的是持戒莊嚴...。當時佛學院的同學除心志法師外，還有幾位都是上人的弟子，因此心中便時常暗忖：「天乙法師是否會來學院看望他們？」

 

第一次看到上人是在四十八年的十普寺戒場，她擔任我們的大引贊師父，身材高壯，器宇軒昂，目光炯炯，舉止中煥發出比丘尼中豪傑的氣勢。戒期中，上人為白公老人翻譯沙彌律儀和比丘尼戒，她那爽朗的笑聲四處洋溢，而且每天清晨上早殿時，最早站在大殿中等候新戒的，除了白公老人外，總是先看到上人莊嚴凜然的風格、自在的神采，可以想見她寬闊的胸襟，持事精進、重視時間的風格，更加深了我對上人的孺慕之情。

 

五十二年我的學僧生活結束，想找個磨鍊修學的道場，直覺地感到佛學院的修學方式是異於一般寺院道場的；但其中有何差異也說不上來。以當時的心境而言，只想到少介入信眾應酬、經懺佛事、興建寺院即可。後來聽心志法師說上人是「新寺不設，舊寺不滅」，並不著力興建道場，又提起興隆寺也計劃要辦佛學院，心想不管什麼時候才辦，總可以從中熏習，奉獻效勞，即欣然前往，這便是我親近上人的開始。

 

‧上人教導我們的方式大多從執作中給予觀念，建立知見，有時甚至大聲喝斥，鮮少以課堂義解教導。

 

回顧親承教誨的歲月，上人予我很大的活動空間，讓我自由徜徉其中。

 

在興隆寺的最初幾年中，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很難苟同。就以做佛事而言，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做七送亡，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五個日夜，隨俗人吃、住，要沾染惡習輕而易舉。便經常思惟：於此種環境僧格如何建立？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鑲」在送葬的隊伍上。那時，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就會大哭抗議，別人可以忍受，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上人知道了，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

 

有次我看「菜頭師」種不出菜蔬，因偌大的一片菜園，土質又是黏土，每次翻土異常辛苦，我便建議將菜園規劃成幾區，按住眾人數(扣除老菩薩)分畦，承上人「大量」應允，讓我比手劃腳充當指導，我也樂陶陶的。

 

上人給我最嚴厲的棒喝是：「你的福報差，要多培福！」緣起於我剛到興隆寺時，一直覺得坐圓桌共食的飲食方式不如法，便食古不化地以為應依叢林「過堂」或「各食」的模式不可。因此，遊說大眾師改變習慣，採取符合叢林規矩又衛生的各食方式。待大家同意，立即訂桌椅、購碗盤、分配行堂執事，大家都合作無間，一一完成了。

 

不料，有天輪到一位同修當行堂師，他堅持不做，憤憤地對我說：「這個執事不是住持請的，我不做！」「這個規矩不是師父設的！我不做！」「你是外來人，寄人籬下，卻到這裡來設規矩，我不做！」上人知道後，把我叫到跟前，聲色俱厲地對我喝斥道：「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你想要做什麼，先讓我知道；你福報差，要多培福！」儘管上人嚴厲地斥責，但改變後的飲食方式，至今一直沿用著。

 

上人除駐錫興隆寺，還負責嘉義半天岩紫雲寺、台北圓通學苑、彰化白雲寺等道場的寺務都需用心關照，加以每年戒期短則三十二日，長則五十三日，時間實在所剩無幾。上人又堅持「僧事僧斷」，每次回寺，常住裡老眾、新眾的問題、僧俗人事的問題，紛紜雜沓，要能調理清楚、面面俱到，幾已佔去泰半的時間與精力。因此，上人對我們的指導是原則性的重點式管理，有問題請示，上人往往只是舉出原則，至於細節則由執事人自己去設想。幸好師兄弟之間都能相互提攜，那時對我關照最多的是心志法師，沒想到我倆的因緣自同學而至同師門，至今仍一直共事著。

 

記得有次上人回寺時，一位常鬧事的同修又出事了，我帶著不勝其煩的口吻問道：「師父！您為什麼度她出家？」上人回答我：「你不覺得她比上次進步很多了嗎？」日後對於我們的無知和倦怠，上人始終以同樣的態度來看待與訓勉。對於上人攝受並成就弟子用功的涵養，當時的我，在意志與情感的接受上，限於智慧不足，只能以欽仰的心情納受。

 

上人常提出她的理想：出家人是宗教傳教師，應設立專門機構來培育，可分成禪觀、念佛的上院和行政、管理、弘化的下院，從僧尼資質的提昇來改善佛教的體質，但她常慨歎說：「人家都羨慕我福報大，徒眾多，徒弟聽話，其實我是老象溺泥，很多時間在排難解紛中耗逝。」個中滋味，因為當時尚年輕，不能理解，只感覺內疚，拜佛懺悔，卻無法為上人分勞解憂，只知上人在處理紛擾的人事上很有能耐，在在呈現出過人的智慧。

 

上人對四個道場的管理，所採取的方式是不論人事、財務、內政上皆完全獨立，互不相涉，四個道場唯一的共同點是同一住持，人眾彼此互不相知，縱然偶從上人口中得知其他道場發生什麼事情，最多也只能產生一些情感上的反應，並不能做什麼。若我們想從此寺轉住其他上人住持的道場，上人便會說：「執事從頭算起，不要以為是自己的師父，就可亂了規矩！」上人處事充滿智慧，可見一斑！

 

上人的「貴知見」，絕大部分都是藉由執事、執作中給予我們。上人平日鮮少以課堂義解教導，有時甚至大聲喝斥，如果接受到的人，在觀念上或態度上未有健全的認識，就會以為是打擊，而退避三舍，甚至心情一蹶不振。也因為如此，知僧事者接觸上人最頻繁，受教也最多。

 

‧要讀書，先把常住的執事領好

 

上人主張僧人應過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興隆寺擁有兩甲水稻田，這是「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政策下碩果僅存的土地；護法李居士也發心贈田兩甲，租稅由他向政府繳納，耕作收成就做為養眾的米糧，如此一來，興隆寺便耕有四甲田地。當時台灣佛寺物資普遍窮蹙，惟一解決之道是靠勞力，於是三十幾位比丘尼戴斗笠、穿圍裙、掛手臂套，戴月荷鋤、汗滴禾下的畫面即是我們的生活寫照。那段「看天吃飯」的日子至今我仍清晰記得，春耕剛過，禾苗播插在翻過土的水田中，迎風舞弄著禾浪，遠觀煞是好看！最怕的是颱風過境的夜晚，秧苗被洪水淹沒，我們必須全副「武裝」冒著風雨巡行每個水道，把水放走，這樣的工作直到我離開興隆寺才結束。

 

不知從何時開始，田隴間穿梭著成群的天主教修女，她們雪白的長裙在微風中飄著。隨著出現頻率與日俱增，探聽之下，始得知緊鄰我們的那塊地將興建「文藻外語專科學校」。每當我於風雨中巡行水道時，我便會想起一棟棟雪白耀眼的教室，坐進一批批莘莘學子，教師在黑板前揮舞著教鞭的情景。不期然，我的比較心又在作祟了，於是稟告上人：我還要繼續讀書，下田的時間比例要重新估量......，在我價值觀翻騰不定的過渡時期，上人總是涵蘊著無比的包容力。

 

多年以後，有事前去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老和尚正為住眾就學的問題困擾著，那時我脫口便說：「我的師父說讀書可以，可是需先把常住執事領好。」其實，領好執事談何容易！中間必須仰賴師父與師兄弟的各方護持。大專聯考放榜後，供給我獎學金的兩位師長即是上人和東初老和尚，那也是我不必為註冊費發愁的惟一一個學期，五年後好不容易畢業，我怯怯地稟告上人，我有意前往佛教學校教書，上人鄭重地說：「挑稻穀換粗糠。」

 

在上人的思想領域中，惟有潛心修行、努力弘法，才是真正值得花費畢生精力，全力以赴去經營的一件事，豈是一般學校書本可以取代，教書是在家人的事。但是求知的渴望一直鞭策著我，上人經不起我一再的央求，最後答應我去夏威夷求學，也提供一筆獎助學金。

 

每每念及過去種種成長過程，上人的提攜與砥礪，無疑是希望我更上層樓，其謦欬聲，猶歷歷在耳際，不曾因歲月飄逝有所淡忘。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有回晚殿以後，上人在寮房前的放生池旁，孤燈熒熒暢談前塵往事。提及在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下就讀屏東女高，台灣人被分判為「二等國民」，想擁有較高的教育機會只有遠赴日本，修習的學科也限於文史和醫科。後來她隨著兩位兄長負笈東瀛，大哥學醫，二哥研讀法律，她則研究中國文學，民國三十六年日本戰敗，他們才回到滿目瘡痍的台灣。不久二哥驟然謝世，生離死別使她體驗生命的無常，她毅然決定出家。

 

最初上人想選擇先天堂出家，先天的信仰與她母親有關。上人的母親早年持守齋戒，日日讀誦經典——大救苦經、太陽經、太陰經，又饋施貧乏、護恤失怙，不全是純正的佛教信仰，上人去了幾次，發現堂內齋姑喜歡塗脂抹粉和看歌仔戲，且對於其信仰的教義，說不出所以然來，「道不同，不相為謀」，只好放棄先天，另選佛門，且終其一生以此為戒——在她駐錫的道場絕不設置電視機等。

 

出家後，上人很快就輔佐東山寺住持圓融法師整飭清規，重修殿宇，開拓屏東佛教的一片天地，其中當然是歷經各種磨鍊，以她未受具足戒便能負起監院一執，算得上是年輕有為。

 

民國四十一年，台灣社會正百廢待舉，那年冬天，白公老人在大仙寺舉辦政府播遷來台後的第一次傳戒。在那次戒壇上，上人、她的師父圓融法師與徒弟乙純法師同壇受具足戒，是她津津樂道的。因為早期台灣的出家人，受戒必須遠渡唐山，否則只有以「寄戒」的方式完成受戒，而在台灣受戒對台灣的僧尼而言，是開創性「身份」、「地位」的取得，尤其是尼眾得以出家受具足戒，這是修道受到正式認可的證明，也是得到僧團的承認，其背後實質的意義，包含著身、口、意以及見、戒、利的學習機會，更有住持佛法的責任。因此，比丘尼不再只是齋姑，此乃上人深深引以為榮，終其一生最戒慎敬謹的大事。

 

由於她傑出的戒幢表現，在台灣的第二次戒壇中，就出任為引贊師父，負責引導尼眾新戒，也為白公老人的講戒擔任翻譯，民國五十二年以後，戒場的比丘尼戒便改由上人主講，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不啻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上人的持戒謹嚴，深為教界所稱道！可從她對財物的管理中略窺一二，她的理財馳名遠近，父母分給她的店舖由二妹代管出租，她按月收租，租錢是為父母做功德用的；房子雖然登記在她名下，仍屬洪家財產，所以到了晚年，上人將房子又轉贈給姪兒，在教界或慈善機構的發心，公私緇銖分明——這是個人發心，這是為常住代墊，這是為她大哥洪有達代付...。因此，我們偶爾也要到洪家代收發心的代墊款，每一細節，上人總是清清楚楚地交代著。

 

‧上人曾說：「如法如律的比丘尼是我熱切關心的...

 

親近上人十多年，印象最深且一直不斷迴盪在腦際的是民國六十五年大崗山龍湖庵的第二次傳戒，那是追隨上人所走過最膠著、艱困、奔忙的一段歲月。

 

自六十四年上人膺龍湖庵聘為導師之後，只要庵中發生大小事情，即接上人上山請示，六十五年龍湖庵第二次傳授三壇大戒，既有第一次傳戒經驗，戒常住的運籌應是駕輕就熟，與上人的配合本來也應不成問題，但癥結在於此次傳的是緇素四眾戒，尤其是比丘尼戒要在二部僧中傳授，上人擔任尼戒和尚兼尼開堂師父。

 

二部僧中傳授比丘尼戒，是強調比丘尼先在尼僧十師前受完比丘尼戒，當夜再往比丘大僧十師中證明得戒，此乃佛制，是讓尼僧先完成階段性教授、審核，再由比丘大僧證明得戒。這種授戒的過程在以往男眾僧人居多的中國大陸不曾施行。台灣佛教則因女眾人數超出男眾數倍，且受戒人數年年有上漲的趨勢，才開始有二部僧中授戒的儀軌，第一次以此法傳戒的是在民國六十二年的臨濟寺戒壇，既屬佛制，且有臨濟寺戒壇的先例，為何龍湖庵戒壇卻會挫折叢生呢？是因地點在龍湖庵？還是由於戒會由上人負責的關係？抑或是教界沒有共識，因緣尚未成熟？或只純屬上人獨特的見解？上人最堅持的是什麼？

 

記憶中這一年上人馬不停蹄地在南北各道場穿梭著，悟因間或隨侍，親炙上人面對艱困時百折不撓、堅毅卓絕的一面。但這一切都超過她體能的負擔，終於在七月時，上人因體能不支累倒了，臥病住院了一段時間，等到十月戒場一開鑼，上人依舊撐著顫危的腳步走上戒壇，三十幾天的戒期中，指揮若定，揮灑自如，直到圓滿，著實令人捏了一把冷汗，不過上人也鑑於健康狀況日差，從此不再參與戒場的工作。

 

事後，上人曾與悟因檢討著：她不曾在自己的道場，傳授過一次出家戒或在家戒，上人說：「如法如律的比丘尼是我最熱切關心的，參與戒場的工作，我只想盡一份心，至於佛教事業有人發心做，我個人就很感激了！」上人在豪邁中透露的堅持，應是發自於他內心的這份信念吧！

 

比丘尼二部僧中受戒之法，在七十二年又傳授了一次，最近聽聞台灣佛教界還要施行這種傳戒方式，益顯當年上人的卓見，上人的肉身雖已化為灰燼，而「比丘尼能如法如律」的艱巨工作，不斷有人踵繼著，這當足以告慰上人於常寂光中。

 

‧佛陀當初真的不贊許女子加入僧團嗎？

 

在戒期中講解比丘尼戒，最多時間只有二十多小時，想要深入淺出講述尼戒，迥非易事，上人經常先做輪廓性的介紹，而用力最多的幾乎是針對當時台灣佛教界尼眾的弊病大加撻伐。

 

據我參加的幾次戒期，在聽戒後與引贊師父或新戒們討論，大家的感受是「被罵得很痛快」。所謂「罵」，不外乎針對女眾的陋習以及男女共住、佛門中打混等事，痛徹淋漓地鍼砭修正。

 

最近，訪問二位曾聽過上人講戒的尼師，談談她們對上人的印象，一位說：「記得以前聽天乙法師說這句話時給我很大的震撼，她說：『出家人很多，就表示佛門興隆嗎？』另一位則表示：「若受戒時不教，什麼時候長老大德才有機會教大家呢？」他倆咸認為：入佛門不是來吃飯討生活的，不具律儀、僧德，要獲得社會人士的認同就有待商榷，更何況是要做個傳揚佛法，為眾生楷範的「天人師」呢？受戒是在接受證明，也企盼戒師們能慈悲指導啊！........

 

由她們的口中，我彷彿又聽到了上人常說的：「佛陀當初真的不贊許女子加入僧團嗎？」上人的愛與護，教與導之真切，莫此為甚！

 

‧不患無廟，只患沒有人才

 

每次戒期圓滿，常住或信眾供養上人的襯金，上人往往在戒期中便分發殆盡，大部分是發心某大德要建放生池，某道場欲蓋大雄寶殿、塑佛像、印經書，某出版社將成立，某佛學院學僧待認養、資助，皆悉罄盡才回寺，同時也襄助當時台灣佛教事業的發展。

 

記得民國六十年，某佛教雜誌社剛成立，上人允諾長期資助，當時我任圓通學苑監院，雜誌社辦事人員每月到圓通學苑收款五百元，都由我支付。那時因佛教會理監事意見相左，理事長被波及，這份雜誌刊登批評理事長的文章，白公老人一知這份雜誌的長期支持者竟是上人時，曾對著上人和我大聲責罵：「你們還沒有為我的『中國佛教』雜誌出過一個錢，卻出錢幫別人攻我。」這件事怎是我們始料所及？

 

當我膺嘉義佛教支會邀為佛教會館住持一職時，理事長惟覺老和尚便常津津樂道那段經驗：「當初嘉義縣政府將會館祇園講堂土地發還給佛教，要佛教支會購買，我一時籌不出這麼一大筆錢，只好向教界緇素募化，出錢最多也最熱心，一簽十萬，馬上送到的是你師父。」事實上，長老大德對上人的懷念，仍然一直縈繞在對其弟子的護持中。

 

若以半天岩近年來的波折和人眾的遷徙，師兄弟們聚在一起，不免唏噓世事變遷之速，在經過檢討衡量後發現，以上人當時的財力、家世、社會資源，自己去蓋幾個道場應是不成問題，只是上人堅持「不患無廟，只患沒有人才」，「新寺不設，舊寺不滅」的原則，所以終其一生住持道場皆是應聘前往，因上人以為舊寺是祖師大德及前人辛勤建構的香火，應使其綿延接續，與其用力自基礎開始，上人寧可興復光耀舊有的香火，這種傳承的信念便構成上人不設新道場的原則。但是這些舊道場在賡續遞傳中，當然也接受了時空因緣的包袱、人事的糾葛、財務的處理等種種問題，上人倒是情願承受這一切，「願為佛家奴」這是上人常說的話，「路是人走出來的」這些想法深深地指引著我們。

 

回憶上人當年晉山的盛況，以及在台北真聖堂、高雄鹽埕區開講地藏經、普門品，曾隨侍甘珠佛爺環島佈教...等為法為教的往事，猶歷歷在目。我們曾懷疑以上人多病弱質的身體，為何能成就這種種事業，大概只能以上人常期勉我們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看到菩薩應化世間無為的襟懷和願力吧！

 

六十九年正月，上人捨報的前數日，就頻頻向大眾告假：「我和你們說再見，我要去了。」一切調理妥當，死生泰然，臨終不慌不亂，已知去處，神色安詳自在，透顯著平日禪定功深。廿八日，上人在念佛聲中離去，荼毘後所得的舍利呈觀音坐蓮花台上，肖似生前在辦公桌旁說話的神態。

 

‧一襲衲衣永在心中

 

近年由於大社會的遽變，佛門裡某些觀念與作法，也隨著世態潮流正快速轉變中，這是世間無常的寫照，但上人「貴知見」、「弘傳佛法，責無旁貸」的信念早已成為我們奉行的座右銘！

 

十一載追憶　上人的行誼，知之行之，終生無怨無悔，為眾生而活！今日、後世，上人的一襲衲衣，永遠新亮地挺立在我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