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世時，學習教法向來藉著口耳相傳的古老傳統，銘記在心，傳誦流布。因此，語言成為弘法的重要利器。本文名為「佛陀的語言政策」，一方面來自閱讀季羨林先生〈原始佛教語言問題〉論文的啟發；另一方面筆者也認為，這是佛陀為了實現宗教上的理想而採取的方法，制定了學習、宣揚教義的語言規定。 

本文擬就佛教史的觀點嘗試分析佛陀語言政策的原則及其緣由，提供我們傳播佛法的參考。 

佛陀不允許弟子用梵語傳教

巴利文《小品 》（Cullagga） 敘述了一個故事： 

這時有兩個比丘，姓耶彌盧諦拘羅，是兄弟倆，原來生在婆羅門家中，聲音良好，善於談說。他們來到世尊那裏，向世尊致過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後，兩個比丘向世尊說：「大德！現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門閥，不同家室，都來出家。他們用自己的方言俗語毀壞了佛所說的話。請允許我們用梵文表達佛語。」 

佛世尊呵責他們說：「你們這些傻瓜，怎麼竟敢說：『請允許我們用梵文表達佛語。』傻瓜呀！這樣既不能誘導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強信仰，而只能助長不信佛的人，使已經信了的人改變信念。」呵責完了以後，又給他們說法，然後告訴比丘說：「比丘呀！不許用梵文表達佛語！違者得突吉羅。」 (1) 

從兩位婆羅門出身的比丘提出採用梵文宣教，被佛呵責得知：佛陀不允許比丘們使用梵文宣教。 

為什麼呢？首先，從當時使用的語言來看，印度吠陀後期，婆羅門教興盛，梵文是佔領印度北部的雅利安人的語言。然而到了西元前五、六世紀的佛陀時代，梵文已成為一種高度規範化和學者的語言，只掌握在文化大權的婆羅門祭司和統治階級的貴族使用，普通人民則使用方言 (2)。這由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的銘刻中發現的最古俗語，以及屬於俗語的巴利語經典、耆那教文獻可以得到證明。婆羅門的祭司因來自各地的不同家族，所以需要規定婆羅門通行的標準語言，以維護自己的特殊社會地位。 

第二，在印度文化的發展上，佛教的興起對於當時佔宗教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教而言，可說是一種反動、一種革命。例如婆羅門重祭祀，屠宰牲畜，祈福求生天；而沙門反對祭祀、戒殺，主張由業決定人的命運。因此，婆羅門思想與沙門思想根本上就是對立的。 

第三，關於前文所述巴利《小品》中的記載，對照其他漢譯本來分析佛陀的開示。 

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與美言為是。但使義理不失，是吾意也。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毗尼母經》卷四，《大正藏》二四，八二二上） 

佛言：「我法中不貴浮華之言語。雖質樸不失其義，令人受解為要。」（《毗尼母經》卷八，《大正藏》二四，八四六下） 

佛言：「汝等癡人，此乃毀損，以外道言論而欲雜揉佛經。」佛言：「聽隨國俗言因所解，誦習佛經。」（《四分律》，《大正藏》二二，九五五上） 

佛言：「聽隨國音誦讀，但不得違失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遮。」（《五分律》，《大正藏》二二，一七四中） 

佛言：「從今以外書音聲誦佛經者，突吉羅。」（《十誦律》，《大正藏》二三，二七四上） 

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闡陀（梵文）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大正藏》二四，二三二下） 

如前所示：《十誦律》與《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提到音調問題，據季羨林先生的論證，可以發現那是說一切有部不得已的修訂，原來還是屬於語言的問題 (3)。 

就使用方言來說，六個漢譯本，前三個本子提到說法的語言著重令人領受、了解。《五分律》說要掌握佛的本意。對梵語的態度，《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反映出梵語為「外道語」的意味。 

「外道語」似乎是不使用梵語的原因，再進一步參照有關佛陀對區別外道，異於婆羅門的訓示，《四分律》記載： 

六群比丘與諸長者共住講堂誦佛經，語聲高大如婆羅門誦書聲無異，亂諸坐禪者。諸比丘稟告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僧，呵責六群比丘：「汝等云何與長者共在講堂中誦經聲如婆羅門無異耶？」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 (4)。 

另外的例子是：新學比丘輒授人具足戒，而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儀，著衣不整齊，乞食不如法，處處受不淨食，或受不淨缽食，在大食、小食上高聲大喚，如婆羅門聚會法 (5)。 

佛陀呵責比丘後，制定了戒臘滿十年者才能授人具足戒的規定。 

綜合觀之，筆者認為在梵文是婆羅門使用的語言，以及婆羅門與沙門文化對立的情況下，佛陀為了區別外道，表示有別於婆羅門的一種革新的作法，所以不許使用婆羅門教的聖語梵文來學習佛教教義。 

佛陀允許弟子用自己的語言傳教

不用梵文，那麼究竟用什麼語言？在巴利《小品》中佛陀說： 

我允許你們，比丘呀！用自己的語言（sakāya niruttiyā）學習佛所說的話。 

「自己的語言」（ sakāya niruttiyā ）有二種解釋：（一）佛陀自己的語言；（二）比丘自己的語言。因此，造成了學者間的爭論。 

「佛陀自己的語言」指的是佛陀使用的語言。佛陀生在印度東部，現今尼泊爾境內，一生多半在摩揭陀國弘法，相當於現今的比哈爾邦，佛陀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就是印度東部的方言摩揭陀語。 

「比丘自己的語言」是指比丘可用自己的方言來學習佛陀所說的話。 

一般而言，學者們採用第二種解釋，季羨林先生並提出佛陀的語言政策採放任方式，抱著「實用主義」的看法 (6)。佛陀的語言政策，至少對絕大部分的梵文學者來說是很明確的：佛陀不允許比丘們使用梵文來學習佛教教義，而允許比丘們使用自己的方言 (7)。 

既然佛陀要比丘用自己的方言，又為何不規定一種標準語宣教呢？首先，印度是個多種語言的國家，很難以一種標準語佈教。第二，如前所述，說法的語言重在令人領受、了解。佛陀主張人人平等，無階級高下，他希望所教導的真理不是社會中某個特權階級的財產——非婆羅門的，而是所有人的福祉。 

所以，比丘用方言來學習、宣揚教義，普遍性的接觸群眾，有助於普及教化。由此也顯示佛陀的語言政策，大原則是令聞法者能解法師語。這點也與佛說法應機施教的原則相應。 

佛陀的語言政策表現在戒律中，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比丘、比丘尼誦讀或講說，無論用任何語言，要令對方聽懂。舉出幾個例證如下： 

中國語向邊地人，邊地語向中國人，捨戒，是名不捨戒。（意思是：捨戒者向聽不懂他的話的人說捨戒，捨戒是不成立的。）（《五分律》，《大正藏》二二，四中） 

以中國語教邊地人誦，是邊地人不解是語；以邊地語教中國人誦，是中國人不解是語……得突吉羅。（《十誦律》卷五三，《大正藏》二三，三九二上） 

若比丘尼邊地人，比丘中國人，教誡不解，突吉羅。比丘邊地人，比丘尼中國人，教誡不解，突吉羅。（《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大正藏》二三，六二二中） 

若中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若中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准上應知。（意思是：捨戒者向聽不懂他的話的人說捨戒，捨戒是不成立，若對方聽得懂，捨戒就成立。）（《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二，《大正藏》二三，九一三中）後代弟子隨順時俗，改用梵語書寫經典 

後來佛教徒不使用梵文的政策改變了。公元前二世紀開始，巴膩尼（ Pāṇini ）所整理的梵語的文法體系， 經由迦旃延那（ Kātyāyana ）與波顛闍利（ Patañali ）的註解而更加確立。 

從公元三至八世紀，是印度古典文化的黃金時期，許多詩歌、戲劇等文學作品或宗教、哲學作品，都以古典梵語來書寫。此風潮影響到原先以中期印度語（俗語）來弘揚教法的佛弟子，他們大約從公元前二世紀起也改用古典梵語來書寫佛教聖典，例如說一切有部也使用古典梵語、大乘論典大都以古典梵語來書寫 (8)。 

佛陀的語言政策，從規定不使用梵語到後來改變使用梵語的有趣現象，正顯示當初時勢使然，為別於外道，故不使用梵語；而後代弟子改使用梵語，也是一種隨順時俗的作法。由此可見，無論使用什麼語言弘法，掌握佛陀本意，令對方能解其義，才是最根本的原則。 

【註】 
(1) 參見季羨林《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台北，東初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初版），頁五五—五六。 

(2) 池田大作著，王遵仲譯《佛教一千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版），頁六七。 

(3)《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頁一四九—一五六。 

(4)《大正藏》，卷二二，六三九上 。 

(5)《大正藏》，卷二二，八OO。 

(6)《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 頁五七，六四，一七五。 

(7) 前引書，頁一三一。 

(8) 參見釋惠敏、釋齎因編譯《梵語初階》（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九月初版），頁一六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