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中的兩大弟子

 

尊宿已過去　新者不齊行
寂慮我一身　猶如殼中鳥
過去親皆散　知識亦隨亡
於諸知識中　無過定中念
所有世間燈　明照除眾闇
能破愚癡惑　此等亦皆無
所化者無邊　能導者但一
如野孤制底　殘林唯一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四十（阿難尊者晚年，對於舊友逝去、正法難傳的感嘆之語……）

 

二OOO年十一月的最後一個週日，桑奇山丘上擠滿人潮，這是桑奇一年中最盛大的慶典，摩訶菩提協會將在這一天打開寺院的內殿，恭請出舍利弗與目犍連的舍利遺骨供世人瞻仰。

 

走出經典的舍利弗與目犍連

 

桑奇三塔除了藝術成就之外，最驚人的考古發現，就是長埋在塔心深處的舍利弗與目犍連遺骨！三塔因此成為佛陀聖弟子的表徵，被後世尊稱為「僧塔」。

 

西元一八五一年，當康寧漢第一眼看到三塔時，橫陳在他面前的只是「一片凌亂不堪的廢墟」，不過，在仔細勘查之後，康寧漢與他的工作團隊卻驚喜地發現：這堆廢墟其實只是塔塚的上半部，在這堆殘磚底下，還埋藏著尚稱完好的塔塚底部與基座的圓型平台。於是，他們移除掉塔塚外的亂石，露出殘餘的覆缽與基座，在仔細測量過這座塔的高度與圓周後，康寧漢找出最適切的開挖點，展開他擅長的挖掘工作：

 

我們打下一座豎直井到這座塔的中心，經過數小時的努力後，碰到了一塊大石板，至少有五呎長，坐南向北地躺著。提起這塊石板後，我們看到兩只大石箱，每只箱子的蓋子上都刻了短短的銘文，南邊的箱蓋上刻的是 SAriputasa（舍利弗的），北邊的箱蓋上則刻著 MahA MogalAnasa（摩訶目犍連的）……這些舍利就埋藏在與外部基座平台等高的位置上。（《畢爾沙塔群》（Bhilsa Topes））

 

康寧漢記錄了箱子的尺寸後，打開舍利弗的遺骨箱。在這只箱子中，放著一只白滑石製成的圓型小罐，罐子頂部蓋著一塊極薄的黑瓦淺碟；小罐旁有兩塊檀香木，康寧漢猜測這應該是舍利弗入滅時，火葬材堆中所遺留的木材。打開舍利罐，裡面安放著一塊小小的骨頭碎片與七種寶珠。舍利罐蓋子的內面，以墨汁拓印著一個波羅米文的字母「SA」，這是舍利弗尊者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毫無疑問地，這是屬於舍利弗的遺骨。而位在北邊的石箱中，也有另一只稍小的滑石罐，打開這只小罐，裡頭存放著兩塊非常小的骨片，舍利罐蓋子的內面也拓印一個字母「Ma」，這是摩訶目犍連尊者名字的第一個字母，說明這正是摩訶目犍連長老的珍貴舍利。

 

對佛弟子來說，這兩位聖者的名字出現在近代的考古遺蹟中，絕對是震懾人心的大發現！長久以來，這兩位偉大的佛教尊者一直只活在人們的懷想憧憬中，如今，透過舍利遺骨的出土，他們終於跨越二千五百年的歷史鴻溝，走出經典，走出虛幻，成為活生生的人物！

 

神聖舍利的百年之旅

 

汝等比丘，當親近舍利弗、目犍連比丘，承事供養。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眾生之父母，以生已長養令大者目犍連比丘。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與人說法要，成四諦；目犍連比丘與人說法要，成第一義，成無漏行。汝等當親近舍利弗、目犍連比丘。（《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第二十七）

 

舍利弗與目犍連尊者可說是僧團中最重要的兩位長老，他們不但是佛陀最得力的兩大弟子；對於佛法的傳續與僧團的發展，更有著不可磨滅的極大貢獻。這兩位大弟子相繼入滅後，佛陀曾罕有地表現出感傷之情，除了藉此勸勉諸弟子們應精勤修行外，也告訴弟子們：「汝等今日可供養舍利弗、目犍連比丘舍利。」於是，兩位長老的舍利便有了長眠的聖塔。

 

根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十八）記載，舍利弗尊者的舍利經由阿難交給給孤獨長者供養，為了方便眾人供養舍利，長者便向佛陀請示建塔的形式，佛陀當時開示：

 

可用磚瓦兩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缽。隨意高下，上置平頭，高一二尺、方二三尺，準量大小，中豎輪竿，次著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

 

佛陀並說：

如世尊住法處中應安大師制底，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

 

以此明確制定佛塔兩旁可安置諸大聲聞長老之塔。可惜考古學者並未在舍衛城內找到這座舍利弗塔，連法顯與玄奘大師在印度旅遊時也未提到這座塔，因此，尚須等待舍衛城遺址的全面考古挖掘，才有辦法驗證。不過，從桑奇三塔的樸素造型，與它靜靜守候在佛陀大塔的北方五十公尺處的情形看來，經文內容的可信度相當高。

 

根據康寧漢推測，當年阿育王為推廣佛教，於全印度建塔供奉佛陀舍利時，一定也對舍利弗與目犍連等聖弟子的遺骨作了同樣的動作。因為除了桑奇三塔外，康寧漢在桑奇附近的薩達拉（Satdha）塔群二號塔中，也挖出兩位尊者的部分舍利。此外，法顯在《佛國記》中寫道：

 

摩頭羅國（即「秣菟羅」Mathura）佛教興盛，眾僧住處，作舍利弗塔，目連、阿難塔。

 

這段記載表示秣菟羅也曾經有過這兩位長老的紀念塔，加上王舍城郊、那爛陀遺蹟區中壯麗的舍利弗塔等，長老們的聖塔必定曾經遍布全印度，然而，如今只有在桑奇，才能瞻仰到兩位聖者的舍利了。

 

桑奇三塔與薩達拉聖塔中的兩大聖者舍利在出土後，就被送到英國倫敦的維多利亞皇家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保存。只是，原本帶有神聖意涵的舍利，在信仰基督的陌生國度裡，與許多看來更眩人的古物共處一室，很自然淪為玻璃櫃中一只不起眼的展示品，孤寂地埋沒在不屬於它們的世界中，靜靜地度過近百年的寂寞時光。直到一九三五年，英國的摩訶菩提協會（British MahA Bodhi Society）終於下定決心，要把兩位尊者的舍利迎回印度，重拾其所蘊涵的深遠意義。於是便派遣一支陳情代表團，前往倫敦向博物館的負責人提出請求。博物館方面對這件事雖然深表贊同，無奈他們並沒有決定權，只能答應讓一個佛教團體進入博物館中禮拜舍利，卻無法讓舍利回到屬於它們的佛教世界中。

 

一九三八年，印度摩訶菩提協會（MahA Bodhi Society of India）再度向英國與博物館提出將聖者舍利送回印度的申請，這次，英國政府很快就答應了這個請求。當印度方面得知舍利弗與目犍連的舍利將回到祖國安奉時，波帕爾的行政首長就向摩訶菩提協會表示，希望能讓舍利重回它們原本的奉祀之處—桑奇。

 

協會方面對這項提議深表贊同，於是雙方達成協議，將舍利保存於波帕爾地區，但舍利的所有權仍然屬於摩訶菩提協會及所有的佛教徒。為了迎接舍利的歸來，波帕爾政府計劃在桑奇遺蹟旁建立一座全新的聖殿以奉祀舍利，另外又讓出一塊土地，準備建造精舍，供摩訶菩提協會的僧侶與前來禮拜舍利的朝聖者們居住。

 

一九四七年初，摩訶菩提協會的代表前往英國，在莊嚴的儀式中，從國務大臣手中接下長老們的舍利，舍利總算正式移交回印度手中，可是它們並未直接回到家鄉，因為虔信佛教的錫蘭人熱切地希望舍利能在錫蘭停留，供人禮敬瞻仰。因此，它們就暫留在錫蘭的可倫坡博物館（Colombo Museum）中。

 

兩位尊者的舍利在錫蘭受到極盛大的歡迎，人們像桑奇雕刻中的遊行隊伍一樣，在樂隊的伴奏聲與飄揚的旗幟彩帶間，舍利被放在一只金盒中，頂在大象頭上，緩緩載送到博物館。沿途萬頭鑽動、盛況空前，據說那是一個人一輩子再也不會看到第二次的動人場面。舍利在可倫坡博物館停留一年九個月又二十二天，每天都有上萬名信眾朝禮舍利。直到一九四九年初，舍利才移交給印度駐錫蘭的外交首長，由摩訶菩提協會的代表迎回印度。

 

載運神聖舍利的船駛進加爾各答。經過了將近一百年，這兩位長老的舍利終於再度踏上印度的土地。它們被送進加爾各答一座安靜的精舍中，安奉在世尊的舍利旁，等待桑奇的聖殿準備就緒。在等待期間，它們又陸續被迎請到比哈省（Bihar，古摩揭陀國）與沙爾納斯（Sarnath，古鹿野苑）的佛教中心，以及拉達克（Ladakh）、阿薩姆（Assam）與奧里薩（Orissa）等佛教省份，甚至遠至緬甸、尼泊爾、錫金、西藏與柬埔寨等鄰近的佛國，供全世界的佛弟子禮敬瞻仰。

 

由於緬甸政府的熱切請求，摩訶菩提協會決定將舍利分出一部分送給緬甸。一九五O年十月二十日，緬甸的首相親自到加爾各答迎請舍利，將之安奉在仰光附近的世界和平寺（Kaba Aye Zedi）中。接著錫蘭也提出請求，於是又有部分舍利分送錫蘭，安奉在摩訶菩提寺中。

 

一九五二年底，桑奇的所有建設終於正式完工。經過十七年的申請、移交、遊歷與分送後，兩位尊者剩餘的舍利終於又回到桑奇。它們被安奉在新建聖殿的內殿中，由摩訶菩提協會負責看管，並於每年十一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開放，讓全世界的佛教徒都能瞻仰兩位尊者的舍利（目前安奉於摩訶菩提寺內的兩位尊者的舍利與舍利罐，是來自薩達拉塔群，而非桑奇）。

 

舍利之光

 

跟著魚貫的人潮走進聖殿，映入眼簾的是一座舖滿鮮花的聖壇，壇上坐著仿鹿野苑的「初轉法輪」像，佛像前一只金質小台座上的兩個圓形玻璃盒中，就安放著兩位尊者的舍利。一位比丘用含苞的金蓮花指舍利罐，向我們說明：「這是舍利弗的舍利，這是目犍連的舍利。」當我們閉上雙眼，虔敬禮拜的那一瞬間，眼前彷彿浮現兩雙黝黑乾裂的赤足，這赤足曾跟隨人間的導師，堅毅地走過恆河平原，為人們留下息滅苦惱的清涼之法。

 

而今，兩位尊者雖然只剩下這丁點的遺骨，但已足夠震撼人心，因為即使只是短短一剎那的注目，也能讓人在電光火石的瞬間，思憶起佛陀與他們的智慧言行。靜靜注視兩位尊者的遺骨，如此真實與親切，「舍利弗」與「目犍連」不再只是經典中的角色，原始佛陀的世界彷彿鮮活了起來！我們相信，這樣深入心靈的奇特感受，將成為生命中最美好的體驗。

 

走出大殿已是日暮西山，夕陽餘暉下，摩訶菩提寺散放耀目的光芒。有些廟宇儘管金碧輝煌，香火鼎盛，充滿著信仰的熱誠，卻無法帶給人們深刻的感動；而舍利弗與目犍連的舍利，卻給了我們永遠不會遺忘的心靈悸動。兩位尊者的舍利之所以珍貴，並不在於它有什麼神秘力量或予願大能，而是它能帶領人們進入聖者的生命，並且昭告世人，澄澈而覺醒的生命將不會消失於人間，而這正是尊者們遺留給世人最珍貴的神聖禮物！

 

十位傳法師

 

桑奇二塔又稱為「法塔」，因為在塔中發現十位阿育王時代相當重要的傳法長老的舍利。

 

西元一八一九年，世人初次發現桑奇時，二塔的保存還相當完好，但一八二二年，在前來「調查」的英國行政副官強森手中，桑奇卻元氣大傷。因此，當康寧漢在一八五一年到達時，非常擔心其中的舍利已遭破壞。不過，當他仔細測量後，便發現二塔的中心部分並未受損，在開挖後不久，就順利到達放置舍利的密室。

 

……我們花了數小時的時間工作，將裂縫中間鬆動的石塊清除乾淨，然後小心地打下一支豎井進入塔中心。三個多小時後，我們移除掉豎井西邊的一塊石頭，眼前就出現了一個小密室，其中放著一只石箱。（《畢爾沙塔群》）

 

康寧漢仔細地記錄了密室與石箱的尺寸、結構及位置，並且在石箱的東面發現三行銘文：

 

律部所有支派的導師，阿羅漢迦葉波‧俱特羅（Kasyapa Gotra）、優波提耶，以及律部的導師阿羅漢瓦吉‧蘇維迦耶多（Vhh* Suvijayata）。

 

他們打開石箱的蓋子，發現裡面放著四只滑石製的舍利罐，每只罐子中都保存焚燒過的人類遺骨，且罐上都註明安奉於其中的聖者名字。康寧漢將舍利罐上的銘文條列整理如下：

 

第一只舍利罐

蓋子外部——全雪山部的傳教導師，解脫者迦葉波‧俱特羅（Kasyapa Gotra）的舍利。

蓋子內部——解脫者末示摩（Madhyama）的舍利。

罐子底部——解脫者訶利底子（HAritutra）的舍利。

 

第二只舍利罐

罐子外部——俱多（Gota）的弟子、解脫者瓦吉‧蘇維迦耶多（Vhh* Suvijayata）的舍利。

罐子內部——卡卡那瓦‧婆巴沙那（Kanava Prabhana）的獻禮。

 

第三只舍利罐

蓋子外部——解脫者摩訶瓦那耶（MahA VanAya）與解脫者阿帕吉羅（蓶agira）的舍利。

蓋子內部——解脫者俱呼丁耶子（Kohudinya Putra）的舍利。

 

第四只舍利罐

蓋子外部——解脫者憍希吉子（Kausikiputra）的舍利。

蓋子內部——解脫者俱提子（Kotiputra）的舍利。

罐子底部——解脫者目犍連子（Maudgalaputra）的舍利。

 

這些名字乍看之下似乎並無意義，可是如果深入了解早期佛教史，將會發現這幾位長老均是西元前三世紀時的重要法師！其中幾位曾參與佛教第三次結集，並在結集會議後，受阿育王派遣，至鄰近各國傳教。他們舍利的出土，使原本模糊的阿育王歷史頓時清晰起來。

 

西元前三世紀，由於阿育王大力護佛，佛教成為這片次大陸上勢力最強大的宗教，但也因此造成嚴重的外道附佛問題。許多外道行者為了豐厚的供養與尊崇的地位，假扮比丘混入佛教僧團中，成為所謂的「賊住比丘」！他們在僧團中巧妙地以佛教語言傳播外道思惟，使佛教僧眾對「法」與「律」的認知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

 

為了解決這種亂象，阿育王從阿呼恆迦山（Ahoganga）請出目犍連子帝須長老—他是優波離尊者的第四代弟子，也是當時上座系分別說部的大長老。目犍連子帝須長老召集了約一千位長老大德，在華氏城（今巴特那，Patna）聚集會議，重新整理佛陀的教法與律制，編纂成《論事》（Katha-Vatthu）一書，並趁機將「賊住外道」擯出僧團。這次規模龐大的僧團自清行動與經、律藏整理工作，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結集。

 

派遣僧團出國宣教

 

就在第三次結集後不久，阿育王以傳播佛法之名，將十多位大長老分成九個弘法小組，分別率領幾位比丘前往異域弘法（根據南傳佛教記載，這些傳道長老是由大長老目犍連子帝須所挑選並派遣）。從阿育王石刻敕文與斯里蘭卡《大史》、《島史》的相互比對，可以整理出弘法長老姓名與他們各自的傳道地區（見表一，頁 100）。

 

對恆河流域的佛弟子而言，佛陀自是無可取代的唯一導師，然而長老們來到氣候風俗各異的地區傳法時，為了讓當地人易於接受，難免會依不同的風土民情，再揉雜自我體證的內容來說法，因此，對這些邊地民族而言，他們才是當地的佛教祖師。於是，一個個新的佛教教派就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例如宣教於東南印的摩訶提婆（又意譯為「大天」）成立「制多部」；前往西南印的大曇無德則有「法藏部」；沿喜瑪拉雅山區傳教的末示摩與迦葉波‧俱特羅等則成為「雪山部的導師」；而由阿育王之子摩哂陀率領、遠赴錫蘭島宣教所傳衍的法脈，後來則發展為「銅鍱部」……。原本為了消弭分裂、壯大佛教而作出的「派遣傳道師四出傳法」的政策，最後卻成佛教部派興起的推波助瀾之力，這或許是阿育王當初始料未及的吧！

 

二塔舍利與宣教長老

 

對照二塔舍利罐上的銘文與出使傳法的長老名單，將會發現二塔中所安奉的舍利，正是屬於二千二百多年前「傳法大時代」的傳道長老。如第一只舍利罐外部所刻的「解脫者迦葉波‧俱特羅」與罐子內部刻的「末示摩」，即是被派到雪山地區大長老中的兩位，且罐子外還明確地刻上「全雪山部的傳教導師」字樣，更證明他們的身分。舍利罐上的其他名字雖然較為陌生，但絕對是當時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桑奇附近的其他古佛塔中，也曾發現他們的另一部分舍利，如在安德佛塔（Andher）中，就又發現訶利底子與目犍連子的舍利。

 

因此，英國學者渥德爾（A. K. Warder）認為，除了摩哂陀所率領的分別說部的法師們，是從桑奇或毗迪薩出發前往錫蘭，迦葉波‧俱特羅與末示摩等長老們，應該也是從桑奇附近前往遙遠的雪山地區，因為在鄰近桑奇的娑那里佛塔（Soni）中，也發現他們的另一部分舍利。雪山部又稱為根本上座部，根據日本學者佐佐木教悟的看法，當時同屬上座部系統，以正量部為中心的犢子、賢胄、法上、六城等部派，正是以阿育王時期的末瓦國與阿槃提為主要根據地（又稱阿槃提派），因末示摩與迦葉波‧俱特羅長老的舍利出土，證明桑奇周邊地區的確是當時上座部佛教的重鎮之一。

 

誠如康寧漢所說：

只要在佛陀曾履足弘化的地區找到更多的早期佛塔，並且作更深入地研究挖掘，我們就能得到更充足的銘文資料，那麼，要釐清佛陀—這位偉大導師的確切年表，與佛教在佛滅後的發展情況，以及古代印度的混沌歷史，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任務了！

 

傳法長老的真身舍利，證明他們確實存在，以及阿育王派遣傳教師出國的歷史真相。透過這些舍利，人們得以連接起佛教發展過程的大致年代與重要人物。由於舍利罐與佛塔欄楯上的銘文，通常會提及長眠者或捐贈者的父親、師長及出生地等基本資料，後世的人們因而可以得知當時佛教擴展所及的地區，甚至連接起一個完整的家系族譜。譬如親手挖遍桑奇周邊佛塔的康寧漢，就根據豐富詳盡的舍利罐銘文，架構出一個跨越四代的族譜。（見表二，頁 102，譯自《畢爾沙塔群》）

 

只是，以上的推論畢竟都是康寧漢的一家之言，尚需考古學者們辯證出真相。例如第四只罐子底部所刻的目犍連子（Maudgalaputra），康寧漢認為他就是主持第三次結集（西元前 241），並以八十高齡入滅（西元前 233）的大長老目犍連子帝須。但是，馬歇爾卻反駁，因為在安德佛塔出土的舍利罐銘文中，證明這位目犍連子是同一只舍利罐中的俱提子（Kotiputra）的弟子，也是杜羅毗娑羅（Durabhisara）的子嗣，而杜羅毗娑羅不但是俱提子的同修比丘，也是派到雪山地區傳教的大長老之一。因此如果這個目犍連子真是目犍連子帝須，那麼就形成兒子派遣父親、師徒同葬一舍利罐的矛盾狀況了！在師承嚴謹的古印度，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可惜出土的舍利實在太少，佛教史的資料又極其混亂貧乏，實在不足以釐清諸多疑惑。然而，它畢竟打開了一扇小窗，透過桑奇二塔這小小的「時空之窗」，總算讓人能稍微窺見那迷濛的古印度，也算是滿足了我們對那個輝煌時代的無限遐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