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九年二月三日下午四點，香光寺知客師轉來法鼓山果舫法師來電，說聖嚴法師已於今天圓寂了。我問在哪裡？說在法鼓山上。

隔天二月四日，我約了我的剃度恩師上明下宗上人一起上法鼓山瞻仰。我搭高鐵到台北再轉車到金山。在山上，一面瞻仰法師遺容，一面內心感到傷慟。走了！一位佛教大德長老走了！早在大悲心起，法鼓山舉辦落成大典時，就知道長老病倒了。之後，長老邀約悟因等教界比丘尼百餘人上山面敘，並用午餐。去年底還接到新年賀卡，內心一直在祈禱著「『佛陀！請您保佑發菩提心的長老健康！』他從沒閒下來的。」

親近法師之始，是他在高雄美濃朝元寺閉關六年出關後的事。

一九六七年起，法師往來於高雄壽山佛學院與朝元寺間授課，那時他的著作《印度佛教史》也剛剛出版；我從白公老人創辦的中國佛教三藏學院畢業後，到高雄左營興隆寺親近上天下乙上人。由於向上天下乙上人爭取開辦佛學院一直沒有著落，不死心，再徵得上天下乙上人的應允，請聖嚴法師到興隆寺開課。一則法師已出關，二則請法師介紹他的新書《印度佛教史》，法師爽朗地答應。記得當時講了大約兩週，法師講國語，興隆寺住眾多聽台語，語言隔閡，兩週下來，只剩下二至三人聽課而已。期間，法師曾勸我回台北。我說：「我到南部是要親近上天下乙法師，學習尼眾在寺院的修道生活；我對台灣佛教的環境不熟悉，我需要學習！」大概看我態度堅定，就不再說什麼。

真正與法師結緣較多是在東初老人去世之後。一九七七年，我正在夏威夷辦理夏大入學手續，同時進修英文，加強英文能力。那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耶誕夜，夏威夷玉佛寺的謢法居士梁太太，邀請我以及幾位法師一起度佳節，並為他們家祝福。忽然接到聖嚴法師從臺灣致電於我。我接了電話，法師說：「你的師公東老人，已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在文化館圓寂了！」這是睛天霹靂的訊息，沒等我發問，法師接著又說：「老人生前囑咐：中華佛教文化館要設立財團法人，留下幾份遺囑。最近的遺囑一九七七年三月和同年十月的二次，董事的名單中都有你和慧嚴法師的名字，因此請你回台灣一趟，以便確立財團法人在法院的法定程序。請你回台北一趟！」在夏威夷我是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什麼訊息也沒有，沒有人告訴我東老人圓寂的事。這段期間，玉佛寺瑞妙法師回菲律賓和台灣去了。我算一算東老人十二月十五日圓寂，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後已經十天了，大概是公事的需要才打這個電話。當時我天天只是上學、上學。一時猶豫，問：「需要嗎？」法師答：「當然需要！以謢持三寶至少回來一趟！要回夏威夷再回去。機票由文化館負責」。

一聽「以謢持三寶」，我很難推卸；再說，我的夏威夷求學之行與東老人的護持有關。夏威夷之行是我走出國門的第一次，心想住尼眾佛寺較符合律制，於是請東老人推介佛寺(玉佛寺瑞妙法師，就是由東老人寫信介紹的)；更根本的是阮曩羞澀，不可不從長計議，減少開支。這是窮學生、窮出家人度窮的打算。豈料才到夏威夷沒多久，還在適應環境，老人竟無疾遽然入滅，何其突然與迅速！之前是我有求於東老人；現在是老人的弟子聖嚴法師需要處理文化館的法格。我找不出理由說「不」！於是馬上電話連絡瑞妙法師，說要告假回台北一趟。就在一九七八年元旦，我搭機回到台北。抵松山機場，不期然地在機場內與瑞妙法師碰面，她正要回夏威夷玉佛寺。東老人所有的火化、海葬等法事應都已辦完了。

東老人圓寂之後，我與聖嚴法師有比較多的接觸。我心中暗自稱奇—兩位長老的接班，是採用一上一下、身影不重疊、不共事的方式！在接收文化館的過程中，我看到法師非常的有耐心，有條不紊地處理上上下下的事；大眾的問題，細緻的安頓，沒發過脾氣。東老人對他完全的器重託付，確實讓住眾安下心來！沒想到法師卻說：「我戴上了一頂沉重的愁帽，我未得到分文遺產；相反地，我要付出極大的能耐，來保護並發展東老人的遺業！」「我一直在心中納悶，法師說：『我未得到分文遺產。』這話怎麼說？」的確，東老人生前的生活相當節儉。說句不恭敬的話，可說是近乎苛刻地對待寺眾、徒眾以及他自己。我對他們寺眾深表同情，認為他們可藉不同的角度相互激勵、相互針砭。而此時此刻，他們師徒上下兩代間的送與接、恩與威、繼承與開創間，似有很多意在言外，餘韻未了的禪意。不然，不管從出家人、從佛門來觀察，有什麼「遺產」可分？「我未得到分文遺產」，這是我理不清的啞謎！可能在處理財團法人的過程有些落差吧？我一直沒有提出來問法師，是要分遺教—法？還是要分遺產—寺院？徒子、徒孫對上人的「遺產」應有不同的解讀。

一九八O年元月，我晉山嘉義香光寺，三月在香光寺開辦香光尼眾佛學院。當時法鼓山尚未成立，法師在台的道場是北投文化館和農禪寺，並拓展到美國紐約創設東初禪寺。法師二地往返弘法，偶或回國，我總會邀請法師到香光尼眾佛學院開課。他曾在學院開過《天台小止觀》、《原人論》、《禪源諸詮集都序》等，以中國佛教為主，採密集授課的方式。幾次蒞臨講學，法師也都率領他的徒眾來佛學院聽課。後來法師開始教導中國禪法，來學院開課的因緣越來越不可能。「法師太忙了」，國內國外弘法，時間實在分不出來，體力應該也是超負荷的！

記得有一次法師來嘉義弘法，並舉辦信眾皈依大會。剛好于君方教授在香光寺採訪，因此相約去會場禮座。見了法師，我說：「法師當年去日本修博士學位，說『博士』是為了做謢法工作，以備佛教志業所需。現在到各國教禪法，在國內的時間相對減少，法鼓山開山建設，雜務更多。法體要珍重！」言下之意是：「法師不要太勞累」。沒想到法師話鋒一轉，說：「真後悔接下老和尚的文化館！真拖累。」接著說：「當年我接受美國佛教會的邀請到美國，是想多學幾年英語，以備向國際弘法之用。……」我說：「因緣既然如此安排，法師講開示，可請精通英語的人口譯。」他緊接著說：「現在帶禪修，某某法師作我的口譯，我講一句，少少時間，他卻加註好幾句，這怎麼是我的話……。」現實的苦迫真是無所不在，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內心如是回應著。後面接著有居士進來請法，我們就退出來了。

我因剃度上人的因緣認識聖嚴法師和東老人，我們師徒與兩位長老分別結緣。以我的感想，徒弟與師長是各自有因緣際遇差別，而他們師徒二人前後的交接，彼此從來沒有交集在同一空間、同一時間之中。法師與他的師父東老人的法情道誼，一個是尋他千萬里；一個竟是逾千斤的愁帽。真的是微妙不可思議。可謂各顯神通，精采萬分。

財團法人中華佛教文化館在一九七八年成立。剛開始的幾次董事會我去參加。法師非常客氣，備辦豐盛的菜餚宴請董事們。說真的，我除了慚愧，無以回饋、報恩，尤其當組織成立慢慢運轉、開展，而且快速成長後。我說：「法人董事一職，法師的徒眾可以承事。承法師厚愛，我的謢法工作應該卸任了！」任了幾屆董事，我早已卸任了。

二OO七年夏天，我的剃度恩師七十大壽，我見恩師法體一天不如一天，想趁上人身體還可負荷時，請專人口訪，記錄她出家後的各種因緣：入寺、劈柴、種菜、烹煮、知客等職務到求學、弘化……。見證六十年來一介尼眾出家在台灣佛教寺院、教團、台灣社會中，其文化、宗教的相互激盪，所謂出家修道精進、堅持信願的如是歷程。待整理告一段落，將出版時，我請示上人要請誰寫序，上人不假思索地說：「請聖嚴法師寫。」於是，我打電話到法鼓山基金會辦公室，請秘書果本法師轉達請序之意。只一個星期，序文就投來，動作俐落，文筆暢快，一言中的，令人欽敬。法師扶病寫序，提攜後學，令我非常感激！

法師圓寂後，家師上人、悟因、香光寺的僧眾，在二月四日、二月十五日上山瞻仰，追思，參加植存；祈請法師涅槃寂靜，再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