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者的推動

「偽經」能夠流行除了它所揭示的各種利益很吸引人之外，當權者的推動是不可忽視的力量之一。

根據牧田諦亮的研究，盧景裕在獄中誦的經被稱為《高王觀世音經》很可能與由瞿曇流支譯的《佛說一切法高王經》有關，在翻譯記中高歡被稱為「魏大丞相渤海國王」。高歡本來是捕盧景裕入獄的人，結果使盧得救的經卻以高為名，因為高歡在當時是最有威勢的人。「偽經」之流行與當權者的支持與推廣，在此得到一有力例證。

當李太后被夢授《九蓮菩薩經》後，萬曆便為她在慈壽寺立「九蓮聖母像」碑，背面刻有「瑞蓮賦」。此外，在長椿寺中寫有「李太后之牌位」的畫軸上，寫的是「九蓮菩薩之位」。九蓮菩薩不但在北京的寺廟中被供奉，在外地也有她的蹤跡。顧炎武《聖慈天慶宮後記》說：「碧霞元君之宮前一殿奉元君。萬壽中尊孝定皇太后為九蓮菩薩，構一殿於元君之後奉之。」（十，二八中）可見李太后在她生前已被視作九蓮菩薩。在她死後，更有人直呼她為九蓮菩薩。如《明宮史》內有張士範的一段話：「大內西北之隅建有英華殿一處，前菩提樹兩株，聞係九蓮菩薩慈聖皇祖母所植，高二丈，枝幹婆娑下垂至地，儼若佛菩薩慈悲接引眾生也者....。」李太后和其子萬曆便是這樣推動「九蓮菩薩」的信仰。

法師的推動

法師的推動也是「偽經」流行的因素之一，這點由孫敬德與《高王觀世音經》的關係便可得知。

孫敬德的身份與盧景裕、王玄謨不同，他是屬於下級的一個小兵。他之所以成為與《高王觀世音經》有最密切關係的信徒，主要是道宣的影響。

如果我們比較盧景裕與孫敬德的故事，就可發現孫的故事自然更為生動精彩。不但砍頭的刀三折，換了三次刀，仍舊不能損他毫髮，而且到他被赦回防，還發現觀音像在項間有三刀痕。相形之下，盧的故事則只屬於誦經免枷鎖難的?多靈驗故事之一，怪不得道宣在他所寫的書中都記錄孫敬德的靈驗故事，因而宣傳《高王觀世音經》的?效。如《釋迦方志》、《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內典錄》都重複同一個故事，而在道宣的著作中，都不曾提到王玄謨及盧景裕。

可能由於道宣的影響，後來的《法苑珠林》、《北山錄》、《佛祖歷代通載》、《釋氏稽古略》也都只提孫敬德，因此《大正藏》、《續藏》與在台灣坊間的《高王觀世音經》的靈驗故事中，也都只提到孫敬德。

而《高王觀世音經》的地域性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點，河北、山西，河南與山東是法華信仰及觀音信仰的中心，又是北齊故地，《高王觀世音經》歌頌「神武皇帝高歡」的遺德，該經之所以在北方流行，甚至兩度在房山被刻，被並排於最有名的大乘經典一列不是沒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