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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 Xiang Guang | 西藏僧教育一瞥(上)

宗教與教育
西藏僧教育一瞥(上)



壹、前言

 

西藏這個國家不論政治或文化都非常獨特。其現前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早在一六四二年即創立;政治宗教雙軌平行,在家、出家二眾合力治國,是其基本的行政結構。達賴喇嘛代表的是政治與宗教的最高行政單位。達賴喇嘛一向是出家比丘,每一位都接受過嚴格的出家教育與訓練。更奇特的是,這個最高領導單位的延續,是靠達賴喇嘛的轉世來繼承。在新一任達賴喇嘛尚未成年期間,其職務由攝政單位負責 。一般說 ,從前一任達賴喇嘛謝世,到下一任能夠順利成年、即位,之間至少有廿年空檔是由攝政單位代理。由於這個持殊體制的緣故,其政治間歇性的腐敗亦是不可避免的命運。

 

地理位置上,西藏是個被群山峻嶺環繞的高原,向有「世界屋脊」之稱,雖然礦產蘊藏豐富,可是並沒有從事大規模經濟性的開發。西藏原來並沒有文字,現有的文字是在第七世紀到第十世紀間,由於佛教經典大量輸入,為翻譯佛典而由梵文發展出來的。因為佛教與西藏文化關係非常密切,使得西藏成為世界上最富宗教氣氛的國家之一。

 

一九五九年,西藏老百姓在痛恨中共的無情統治下群起抗議,並重申西藏獨立自主的立場,許多人因不願受中共的壓迫與控制而逃出西藏,西藏的政府也在這種情形下移到外國避難,西藏鄰國像印度、尼泊爾、布丹、錫金等都伸手給予人道上的支援,可是他們畏於中共的武力侵犯,所以在政治上不敢承認西藏為一合法的國家。當然,中共依然堅持西藏為中國的一邵分;在國際政治上到目前為止,也微妙地避免爭論這個問題。所以今天地理上的西藏,仍屬中共統治,但另一個流亡的西藏政府卻在印度運作。這個流亡政府正努力恢復西藏文化;中共則以現代化為手段,努力將西藏同化以使與’中國統一。

 

由於受到現前研究資料的限制,本文的重點將以一九五九年以前的西藏僧教育,尤其是噶魯派(黃教) 為中心。為完整了解其僧教育體制,本文將從七個項度來分析其制度:西藏僧教育史、國民教育、教育機構的種類和所頒發的學位、入學的條件和課程、校內管理和結構、學校與政府或民間的關係,以及當時的僧教育問題。

 

貳、研究發現和討論

 

《一、西藏僧教育史》

佛教的高等教育迥異於印度教教育,並不是一向就具有高度結構,而且機構化地出現在出家眾僧團裡。佛教是一個重視民主、重視知識的宗教,它打破社會階級並觀想自己不論階級、不論社會地位,乃至不論性別地接納所有的人。不過從它對知識及道德兩方面的重視來看,它也是一個要求相當高的宗教(諾利士,1977,p 3496)。

 

西藏僧教育制度的產生,是在一千多年前佛教傳入西藏時,發展出來的。在當時,印度仍有許多很大的佛教機構,像那爛陀大學興毗卡馬夕拉(Vikramasila)大學,正積極的教授研究佛學。當時的寺院,若同時從事僧伽教育的就稱為 「學院」,一個大寺院可能有好幾個學院。印度佛教教育形式,後來被西藏人所延用。

 

由於受到印度國王的影響,西藏政府在佛教初傳入時,即大力擁護佛教。西藏國王可說是佛教重要的皇家護法。許多印度、中國、中亞地區的佛教大師,都曾被延請到西藏建立寺廟、翻譯經典、教導和傳授戒法給出家眾。

 

第九世紀末,西藏佛教被一網反對佛教的國王催啦爾帕欠(TriRalpachen)所毀滅,所有佛法的修練與教學活動全被中斷,佛教的命運走向式微。這個現象直到十一世紀,才經由挖掘出埋藏的經典,及許多這行高超的法師努力弘揚佛法而好轉(皮格任&魯塞爾,1987)。為區別傳統佛教徒與跟隨當時印度大師,像阿底峽尊者等新一代佛教徒,傳統的一派被稱為「寧瑪派」,其他的則稱為「新派」。

 

 十五世紀末,新派又陸續發展出三派,這三派與寧瑪派,成為今日眾所熟悉的四大派。每一派又各發展出不同的支派,這些支派都可上溯其源頭於印度。這四派從成立的次第來說是: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與噶魯派。這四派除了在弘法與修持上針對不同的學生採用不同的方法外, 他們的修學內容、性質與目標則完全相同(第三世達賴啦嘛&穆林,1982 )。一般說,這四派都主張正確知解佛法是修行的基礎。就像卡盧仁波切(1986)所說的:

西藏佛教所有派別都共同認為佛法修學的方法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是理解,包括聽聞與了解其意趣;第二階段是思辨以加深理解;第三階段則包括靜慮和直接體驗所理解的東西。雖然方法相似,可是每一派卻發展各自不同的風格。

 

十九世紀時,發生一次僧教育改革稱為「超宗派運動」。這個運動為堪哲望波 (KhyensteWangpo)(1820-1894)所倡導,其主要目的,是對治當時各宗派過份自讚毀他,而強調佛法的修學應該不分宗派廣修一切法。這一運動並不鼓勵修學者蔑視各宗派特有的風格,也不鼓勵集合一群人自創一宗。它轉化了各宗派間激烈的競爭,同時開拓了僧教育「教」與「學」的範疇。

 

在達賴喇嘛十三世主政期間(1895 - 1933 ) ,僧教育也受到加強。除了加強守持戒律外,出家眾必須具足格西學位,才能進入密院就讀,或者才有資格擔任寺院的住持(噶索,1990)。

 

《二、國民教育》

 

西繭政府直到五O年代末期,才提供國民教育的機會給全國百姓。在那之前,有錢人家還是會想辦法,送子女到都市私塾就讀。當時兒童所讀的稱為「五副科」,其內容包括戲劇、舞蹈與音樂、占相學、詩詞及作文 。不論出家或在家兒童,都可選修這些科目。有一些官方學校成立的目的,是為訓練出家與在家人,以備將來從事官職(泰林,1986)。根據薩迦(1990)的敘述,有些寺院成立研讀玨來教導附近的兒童。這些由出家人擔任教學的組織 ,採用的題材都是宗教課誦本,兒童們除了認識讀書與寫字之外,也同時學到基本的佛教觀念。受了這些基本教育之後,學生或為政府工作,或加入僧團,或追求自給自足的固有生活方式。

 

這些私塾大多是私人為作功德而設立,只收象徵性的學費,其教學上也男女平等沒有差別。課程只開在早上,若逢特殊宗教節日或收割季節則停課。在廿世紀初,即一九二三年,西藏因被英國強迫門戶開放,當時曾在某些實驗學校加開英文課,可惜這個創舉被保守的僧眾極力反對,因此維持沒幾年,便於一九二六年宣布放棄(泰林,1986 ,若透,1991,固德曼,1986)。

 

歷史上,寺院便是出家人的修學中心,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不過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大約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至廿五是出家眾(高茲,1990,遠賴喇嘛十四世,1983)。僧眾人口中,男眾佔大多數,男、女眾的比例為十比一。大約每個家庭都有一個男孩出家(固德曼, 1 986)。有些貧困家庭則視孩子出家,是唯一可以翻身的途徑。在這種情形下,出家眾的質遠比不上它的量。

 

大部份孩子都在年紀很小(六歲左右)便被送到廟裡出家,當然他們成年後可自行決定去留。他們的教育與出家兒童分開,其制度乃沿襲幾百年留下來的傳統。由於西藏地理偏僻且與世隔絕,又由於佛教理解方法嚴謹,因此幾世紀以來課程並沒有什麼改變。關於佛教的教育制度,達賴喇嘛曾說:「我們的制度,從培養西藏人高尚品德,和高度學術水準來說,算是很有效率。」( P.44)不過他也指出其制度的弱點是:還未達到全民普及。

 

由於佛法是僧眾的主修課程,在達到這個目的前,學僧必須先學習會讀、會寫西藏文。實際上,連這基礎教育階段,也仍然取材於宗教。學生跟著老師朗誦、書寫,將來佛學院入學考試所要考的各科經典。

 

西藏僧教育的另一特點是,對所謂再來人(轉世)的教育極為重視。由於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西藏人普遍相信許多新生兒,是過去修行人的轉世。他們發展一套鑑定再來人的方法。達賴喇嘛解釋說,雖然轉世者為過去有學問或有修行的行者再來,可是他們不一定能把過去學得的知識也帶來。他們只是被認定來繼續前人的使命罷了(1990)。 這些再來人在嬰孩時期被鑑定出來後,很小(有時小於三歲)便帶到他原來的廟去,由該廟選出的僧眾負責撫養教育。這些負責的僧眾,共同商議監護這轉世者的教育與成長,直到十八歲成年為止。

 

由於佛法深刻地與老百姓日常生活結合,因此幾乎每一家庭都有幾部佛經。讀誦經典的偈子,成為每一個西藏男女老少,每日不可或缺的修練。從教育的觀點看,這也是一種非正式的教育。

 

一九五 O 年之後,中共控制了西藏,同時也設立國民學校,提供每個學齡兒童受教育的機會。其制度與中國的統一;許多新的科自像政冶思想被放到課程裡,最大的改變是佛教不再允許在課程中出現。諾布指出:在一 九七七年以前西藏文不准教......因此少數幾個識字的人都只會讀中文。( P.274)

 

《 三 、機構種類及所頒發的學位》

 

若不把大小茅篷計算在內,西藏整片土地上共有六千座寺院 。遠在十七世紀時,西藏寺院即採一種階層系統,連結小寺廟與大寺廟,所以嚴格來說,沒有一座寺廟在傳承上是獨立的。習慣上住在偏遠的僧眾,會到位於大城市,且是自已小鎮廟的上院去參拜或修學。‘為了讓佛法延續不斷,每一宗派都設有本山,負貴教育與行政工作(諾布,1986)。譬如,位於拉薩的哲蚌寺,便是噶魯派的本部。

 

噶魯派的教育體制分兩個層次:經教與密教,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在首都拉薩裡,經教的僧院中,有三座特別出名:哲蚌、色拉與甘丹。這三座向有 「 西藏三棟樑」之稱的僧院,共有學生約二十萬人。學生入學的年齡與學習的年限,都沒有嚴格規定。一般說,學生的年齡可能小至不滿十歲,高到五、六十歲都有,學生花十幾年研究經教是很正常的。學生通常於這三所僧院所屬的某一學院報名,單單哲蚌這座僧院就有四所學院,色拉有三所,甘丹有一所。在經教這階段,學生有體系的研讀經典,並且大部份朝著噶魯派的格西學位攻讀,雖然有些學院也頒發低於格西的其他學位,例如,若透學院頒發卡主( Kachu)學位,給能夠與背誦並理解十部經典的學生。學位考試的主要方法是口試;學生在大眾面前,或背誦經典,或辯論,或敍說自己對某一指定專題的論點。

 

格西學位也有好幾種差別:拉朗巴(lharampa )、措朗巴(tsogrampa)、卡成(kachen) ,多倫(doram )、求地塞波( chotesepo)與拉伯見( robjamb) (若透,1991 )。其中拉朗巴格西列於首位。重格拉仁波切說明其中的差別:

拉朗巴考試舉行的時問是每年的蒙蘭節(Monlam) ,屆時拉薩三大僧院所有僧眾大聚會,考試即在大眾面前進行 。措朗巴考試則於次月的第一個重要節日舉行。其他學位則於學生就讀的學校舉行。學生應參加那一項考試不是自己決定的,學院的院長會根據學生學業表現,指定他應參加的學位考試。

 

拉朗巴格西學位對學生的吸引力很大,理由很多,譬如:這學位的學術成就最高,在學位考試時競爭最激烈,將來的出路最好,此學位是進入噶魯派密院就讀的基本要求之一。

 

一般學生修完課之後,則等待院長提名以赴學位考試。在等待的時間裡,學生加深他們對所學的認識,並磨練其辯論技巧。可是再來的轉世者,可在修完課之後立刻參加學位考試(耶西,1987)。

 

學位考試的內容無所不包,其題目往往由主考人員現場抽出。每一個學位候選人,依次坐上考席,回答其他候選人向他提出的問題,觀眾也可質問(許多觀眾是飽學的格西)。每一科目大約考問三至五小時。學生除了將其所學熟悉透頂之外,根本無從準備( 耶西,1987)。

 

密教學校頒發的是密學學位。要獲得這學位的學生,除了必須過簡單、嚴謹的僧團生活之外,還要研讀密教典籍、學習各種法事、通過學位預考及學位考,其中學位考包括一星期的背誦與辯論 。預考與學位考並不一定每年舉行(若透,1991)。密院院長推荐十五位學生參加預考,不過只有兩位有資格參加該年的學位考,其他的學生則按其預考成績的高下,依次每年兩位參加學位考。等到這十五位都通過學位考之後,才會再舉辦另一次預考。換句話說 · 學生修學的時間長短決定於預考的舉辦與否。

 

正如密院一樣,經院在挑選學位候選人時,也是非常慎重的。譬如說,噶魯派每年只有十六位拉朗巴格西候選人產生,每一學院兩位。比起二十萬的總學生數,得到學位的人數是非常稀少的,大多數的學生或是沒有修完格西課程,或在沒有通過學位考試之前,便致力於道場各執事工作,或到別處朝聖行脚去了(固德曼, 1986)。由於教育對西藏僧眾來說,是終身的事,乃至是生生世世的事,因此學生半途休學,或半途復學,並不是奇異的現象。(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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