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西藏這個國家不論政治或文化都非常獨特。其現前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早在一六四二年即創立；政治宗教雙軌平行，在家、出家二眾合力治國，是其基本的行政結構。達賴喇嘛代表的是政治與宗教的最高行政單位。達賴喇嘛一向是出家比丘，每一位都接受過嚴格的出家教育與訓練。更奇特的是，這個最高領導單位的延續，是靠達賴喇嘛的轉世來繼承。在新一任達賴喇嘛尚未成年期間，其職務由攝政單位負責 。一般說 ，從前一任達賴喇嘛謝世，到下一任能夠順利成年、即位，之間至少有廿年空檔是由攝政單位代理。由於這個持殊體制的緣故，其政治間歇性的腐敗亦是不可避免的命運。

 

地理位置上，西藏是個被群山峻嶺環繞的高原，向有「世界屋脊」之稱，雖然礦產蘊藏豐富，可是並沒有從事大規模經濟性的開發。西藏原來並沒有文字，現有的文字是在第七世紀到第十世紀間，由於佛教經典大量輸入，為翻譯佛典而由梵文發展出來的。因為佛教與西藏文化關係非常密切，使得西藏成為世界上最富宗教氣氛的國家之一。

 

一九五九年，西藏老百姓在痛恨中共的無情統治下群起抗議，並重申西藏獨立自主的立場，許多人因不願受中共的壓迫與控制而逃出西藏，西藏的政府也在這種情形下移到外國避難，西藏鄰國像印度、尼泊爾、布丹、錫金等都伸手給予人道上的支援，可是他們畏於中共的武力侵犯，所以在政治上不敢承認西藏為一合法的國家。當然，中共依然堅持西藏為中國的一邵分；在國際政治上到目前為止，也微妙地避免爭論這個問題。所以今天地理上的西藏，仍屬中共統治，但另一個流亡的西藏政府卻在印度運作。這個流亡政府正努力恢復西藏文化；中共則以現代化為手段，努力將西藏同化以使與’中國統一。

 

由於受到現前研究資料的限制，本文的重點將以一九五九年以前的西藏僧教育，尤其是噶魯派（黃教） 為中心。為完整了解其僧教育體制，本文將從七個項度來分析其制度：西藏僧教育史、國民教育、教育機構的種類和所頒發的學位、入學的條件和課程、校內管理和結構、學校與政府或民間的關係，以及當時的僧教育問題。

 

貳、研究發現和討論

 

《一、西藏僧教育史》

佛教的高等教育迥異於印度教教育，並不是一向就具有高度結構，而且機構化地出現在出家眾僧團裡。佛教是一個重視民主、重視知識的宗教，它打破社會階級並觀想自己不論階級、不論社會地位，乃至不論性別地接納所有的人。不過從它對知識及道德兩方面的重視來看，它也是一個要求相當高的宗教（諾利士，1977，p 3496）。

 

西藏僧教育制度的產生，是在一千多年前佛教傳入西藏時，發展出來的。在當時，印度仍有許多很大的佛教機構，像那爛陀大學興毗卡馬夕拉（Vikramasila）大學，正積極的教授研究佛學。當時的寺院，若同時從事僧伽教育的就稱為 「學院」，一個大寺院可能有好幾個學院。印度佛教教育形式，後來被西藏人所延用。

 

由於受到印度國王的影響，西藏政府在佛教初傳入時，即大力擁護佛教。西藏國王可說是佛教重要的皇家護法。許多印度、中國、中亞地區的佛教大師，都曾被延請到西藏建立寺廟、翻譯經典、教導和傳授戒法給出家眾。

 

第九世紀末，西藏佛教被一網反對佛教的國王催啦爾帕欠（TriRalpachen）所毀滅，所有佛法的修練與教學活動全被中斷，佛教的命運走向式微。這個現象直到十一世紀，才經由挖掘出埋藏的經典，及許多這行高超的法師努力弘揚佛法而好轉（皮格任＆魯塞爾，1987）。為區別傳統佛教徒與跟隨當時印度大師，像阿底峽尊者等新一代佛教徒，傳統的一派被稱為「寧瑪派」，其他的則稱為「新派」。

 

 十五世紀末，新派又陸續發展出三派，這三派與寧瑪派，成為今日眾所熟悉的四大派。每一派又各發展出不同的支派，這些支派都可上溯其源頭於印度。這四派從成立的次第來說是：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與噶魯派。這四派除了在弘法與修持上針對不同的學生採用不同的方法外， 他們的修學內容、性質與目標則完全相同（第三世達賴啦嘛＆穆林，1982 ）。一般說，這四派都主張正確知解佛法是修行的基礎。就像卡盧仁波切（1986）所說的：

西藏佛教所有派別都共同認為佛法修學的方法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是理解，包括聽聞與了解其意趣；第二階段是思辨以加深理解；第三階段則包括靜慮和直接體驗所理解的東西。雖然方法相似，可是每一派卻發展各自不同的風格。

 

十九世紀時，發生一次僧教育改革稱為「超宗派運動」。這個運動為堪哲望波 （KhyensteWangpo）（1820-1894）所倡導，其主要目的，是對治當時各宗派過份自讚毀他，而強調佛法的修學應該不分宗派廣修一切法。這一運動並不鼓勵修學者蔑視各宗派特有的風格，也不鼓勵集合一群人自創一宗。它轉化了各宗派間激烈的競爭，同時開拓了僧教育「教」與「學」的範疇。

 

在達賴喇嘛十三世主政期間（1895 - 1933 ) ，僧教育也受到加強。除了加強守持戒律外，出家眾必須具足格西學位，才能進入密院就讀，或者才有資格擔任寺院的住持（噶索，1990）。

 

《二、國民教育》

 

西繭政府直到五Ｏ年代末期，才提供國民教育的機會給全國百姓。在那之前，有錢人家還是會想辦法，送子女到都市私塾就讀。當時兒童所讀的稱為「五副科」，其內容包括戲劇、舞蹈與音樂、占相學、詩詞及作文 。不論出家或在家兒童，都可選修這些科目。有一些官方學校成立的目的，是為訓練出家與在家人，以備將來從事官職（泰林，1986）。根據薩迦（1990）的敘述，有些寺院成立研讀玨來教導附近的兒童。這些由出家人擔任教學的組織 ，採用的題材都是宗教課誦本，兒童們除了認識讀書與寫字之外，也同時學到基本的佛教觀念。受了這些基本教育之後，學生或為政府工作，或加入僧團，或追求自給自足的固有生活方式。

 

這些私塾大多是私人為作功德而設立，只收象徵性的學費，其教學上也男女平等沒有差別。課程只開在早上，若逢特殊宗教節日或收割季節則停課。在廿世紀初，即一九二三年，西藏因被英國強迫門戶開放，當時曾在某些實驗學校加開英文課，可惜這個創舉被保守的僧眾極力反對，因此維持沒幾年，便於一九二六年宣布放棄（泰林，1986 ，若透，1991，固德曼，1986）。

 

歷史上，寺院便是出家人的修學中心，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不過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大約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至廿五是出家眾（高茲，1990，遠賴喇嘛十四世，1983）。僧眾人口中，男眾佔大多數，男、女眾的比例為十比一。大約每個家庭都有一個男孩出家（固德曼， 1 986）。有些貧困家庭則視孩子出家，是唯一可以翻身的途徑。在這種情形下，出家眾的質遠比不上它的量。

 

大部份孩子都在年紀很小（六歲左右）便被送到廟裡出家，當然他們成年後可自行決定去留。他們的教育與出家兒童分開，其制度乃沿襲幾百年留下來的傳統。由於西藏地理偏僻且與世隔絕，又由於佛教理解方法嚴謹，因此幾世紀以來課程並沒有什麼改變。關於佛教的教育制度，達賴喇嘛曾說：「我們的制度，從培養西藏人高尚品德，和高度學術水準來說，算是很有效率。」（ P.44）不過他也指出其制度的弱點是：還未達到全民普及。

 

由於佛法是僧眾的主修課程，在達到這個目的前，學僧必須先學習會讀、會寫西藏文。實際上，連這基礎教育階段，也仍然取材於宗教。學生跟著老師朗誦、書寫，將來佛學院入學考試所要考的各科經典。

 

西藏僧教育的另一特點是，對所謂再來人（轉世）的教育極為重視。由於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西藏人普遍相信許多新生兒，是過去修行人的轉世。他們發展一套鑑定再來人的方法。達賴喇嘛解釋說，雖然轉世者為過去有學問或有修行的行者再來，可是他們不一定能把過去學得的知識也帶來。他們只是被認定來繼續前人的使命罷了（1990）。 這些再來人在嬰孩時期被鑑定出來後，很小（有時小於三歲）便帶到他原來的廟去，由該廟選出的僧眾負責撫養教育。這些負責的僧眾，共同商議監護這轉世者的教育與成長，直到十八歲成年為止。

 

由於佛法深刻地與老百姓日常生活結合，因此幾乎每一家庭都有幾部佛經。讀誦經典的偈子，成為每一個西藏男女老少，每日不可或缺的修練。從教育的觀點看，這也是一種非正式的教育。

 

一九五 O 年之後，中共控制了西藏，同時也設立國民學校，提供每個學齡兒童受教育的機會。其制度與中國的統一；許多新的科自像政冶思想被放到課程裡，最大的改變是佛教不再允許在課程中出現。諾布指出：在一 九七七年以前西藏文不准教......因此少數幾個識字的人都只會讀中文。（ P.274）

 

《 三 、機構種類及所頒發的學位》

 

若不把大小茅篷計算在內，西藏整片土地上共有六千座寺院 。遠在十七世紀時，西藏寺院即採一種階層系統，連結小寺廟與大寺廟，所以嚴格來說，沒有一座寺廟在傳承上是獨立的。習慣上住在偏遠的僧眾，會到位於大城市，且是自已小鎮廟的上院去參拜或修學。‘為了讓佛法延續不斷，每一宗派都設有本山，負貴教育與行政工作（諾布，1986）。譬如，位於拉薩的哲蚌寺，便是噶魯派的本部。

 

噶魯派的教育體制分兩個層次：經教與密教，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在首都拉薩裡，經教的僧院中，有三座特別出名：哲蚌、色拉與甘丹。這三座向有 「 西藏三棟樑」之稱的僧院，共有學生約二十萬人。學生入學的年齡與學習的年限，都沒有嚴格規定。一般說，學生的年齡可能小至不滿十歲，高到五、六十歲都有，學生花十幾年研究經教是很正常的。學生通常於這三所僧院所屬的某一學院報名，單單哲蚌這座僧院就有四所學院，色拉有三所，甘丹有一所。在經教這階段，學生有體系的研讀經典，並且大部份朝著噶魯派的格西學位攻讀，雖然有些學院也頒發低於格西的其他學位，例如，若透學院頒發卡主（ Kachu）學位，給能夠與背誦並理解十部經典的學生。學位考試的主要方法是口試；學生在大眾面前，或背誦經典，或辯論，或敍說自己對某一指定專題的論點。

 

格西學位也有好幾種差別：拉朗巴（lharampa ）、措朗巴（tsogrampa）、卡成（kachen） ，多倫（doram ）、求地塞波（ chotesepo）與拉伯見（ robjamb） (若透，1991 ）。其中拉朗巴格西列於首位。重格拉仁波切說明其中的差別：

拉朗巴考試舉行的時問是每年的蒙蘭節（Ｍonlam） ，屆時拉薩三大僧院所有僧眾大聚會，考試即在大眾面前進行 。措朗巴考試則於次月的第一個重要節日舉行。其他學位則於學生就讀的學校舉行。學生應參加那一項考試不是自己決定的，學院的院長會根據學生學業表現，指定他應參加的學位考試。

 

拉朗巴格西學位對學生的吸引力很大，理由很多，譬如：這學位的學術成就最高，在學位考試時競爭最激烈，將來的出路最好，此學位是進入噶魯派密院就讀的基本要求之一。

 

一般學生修完課之後，則等待院長提名以赴學位考試。在等待的時間裡，學生加深他們對所學的認識，並磨練其辯論技巧。可是再來的轉世者，可在修完課之後立刻參加學位考試（耶西，1987）。

 

學位考試的內容無所不包，其題目往往由主考人員現場抽出。每一個學位候選人，依次坐上考席，回答其他候選人向他提出的問題，觀眾也可質問（許多觀眾是飽學的格西）。每一科目大約考問三至五小時。學生除了將其所學熟悉透頂之外，根本無從準備（ 耶西，1987）。

 

密教學校頒發的是密學學位。要獲得這學位的學生，除了必須過簡單、嚴謹的僧團生活之外，還要研讀密教典籍、學習各種法事、通過學位預考及學位考，其中學位考包括一星期的背誦與辯論 。預考與學位考並不一定每年舉行（若透，1991）。密院院長推荐十五位學生參加預考，不過只有兩位有資格參加該年的學位考，其他的學生則按其預考成績的高下，依次每年兩位參加學位考。等到這十五位都通過學位考之後，才會再舉辦另一次預考。換句話說 · 學生修學的時間長短決定於預考的舉辦與否。

 

正如密院一樣，經院在挑選學位候選人時，也是非常慎重的。譬如說，噶魯派每年只有十六位拉朗巴格西候選人產生，每一學院兩位。比起二十萬的總學生數，得到學位的人數是非常稀少的，大多數的學生或是沒有修完格西課程，或在沒有通過學位考試之前，便致力於道場各執事工作，或到別處朝聖行脚去了（固德曼， 1986）。由於教育對西藏僧眾來說，是終身的事，乃至是生生世世的事，因此學生半途休學，或半途復學，並不是奇異的現象。（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