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改變了參與者以及被關注的宗教的自我感知（selfperception），這（和其他因素一起）反過來又塑造了城邦的生命。但是，更加直接地說，對話也是政治活動。對話在人的心中可以有其根源，但它的果實都是可見的，並準備在廣場（agora）讓人收割。我們無須只考慮印度、北愛爾蘭、巴勒斯坦、古巴、衣索比亞、黎巴嫩、梵蒂岡等等，那些地方的宗教對話顯然都是政治性的。

 

更正確地說，原則上每種宗教間的相遇，都觸及直接影響政治生活的人的問題。「三位一體」也隱含了社會關係；死亡要求處置屍體；聖事同樣和入會、健康和婚禮有關；上帝暗示社會權威；稱義（正直）包括了公義等等，所有的這一切，都屬於公共生活、政治生活。

 

歸根究柢，宗教不是私人的事務，因為我們自己不是一個私人性的「事物」。實際上，我們不僅要在道德上承受社會責任，而且在本體論上不是任何個體的私人財產，所有的一切在竊竊私語不久後，就人人共知了。

 

所有的人稱代詞都彼此互屬，沒有「你」就沒有「我」——如果沒有其他陽性代詞，也就沒有陰性代詞、中性代詞、雙數詞和複數詞，反之亦然。對話就是這樣一種在過著公共生活的人之間的公共活動，它確實就是與任何政治行動的基礎有關的一種公共活動。在政治問題上如果禁止對話，則會讓對話整個地變得枯燥乏味且離題。這不僅意味著對話需要接受政治現狀，而且比任何宗教還需要維持政治現狀。東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八國集團、蘇丹、印度以及許多其他國家，它們不僅是地理政治學的實體，而且具有多宗教的現實。例如，基督教傳教士在亞洲的錯誤，就在於他們雖然與亞洲宗教對話，卻不考慮亞洲被殖民統治的事實。同樣地，如果根除了當前的社會政治處境，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間的對話就不能結出多少果實。(28)

 

對話是一種承載理論的實踐，

它會帶來新的理論

理論和實踐的辯證法在對話中被取代了。對話是一種實踐，它源於理論，並導致另一種實踐，而這種實踐又會反過來充當新理論的基礎。理論基於對話的實踐而得到試驗和評價，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新理論的產生。對話是一種實踐，它不僅加深和轉化了觀念，而且也轉化了行動和態度。

 

對話的地點不可化約成講演室或廟宇，而應該是城邦。每次對話，就如現實中人們的相遇，它不僅僅是概念的交鋒，而且還擁有政治的特徵。人們之間每一次的討論，都介入了城邦的權力和生活。在較高的層次上，宗教對話更進一步地具有政治性，它質疑的不僅僅是為了達到小目標所使用的小手段，更是人類生存的基礎，這一基礎也是政治生活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