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學校、政府及民間的關係》

前面曾經提過西藏的政治體制是政教合一式的，在家眾與出家眾各有約一百七十五的官員，平行一起治國。這個特色使得出家眾，從個人角度說，與民間的政府關係密切，事實上，在政府的組織裡，每一工作都有出家人擔任，甚至是看管監獄，也是一個出家、一個在家人共同協理（泰林，1986)。不過出家眾不同於在家眾，在家眾的官員大多是由貴族世襲而來，但任何一個出家眾都有可能從事官職。達賴喇嘛十四世曾經指出，出家僧眾促進了西藏貧賤階級的翻身，促進了西藏的民主風氣，因為許多成就高的喇嘛，特別投生於佃農家。由於這個緣故人民對出身低的人心存恭敬（噶索，1990）。

從團體的角度來說，出家人有其自己的組織，由於出家的人口多及寺院的規模大，因此，尤其是位於拉薩的幾個大寺院，他們甚至在西藏的國民代表大會裡擁有一些席位。他們所發表的言論也相當有力，舉例說，達賴喇嘛十三世想要增強西藏的軍力，以防衛國家不受外界強國的侵略。擴大征兵，增購武器，提高寺院的地稅等案提出討論。出家眾堅持其非暴力的信仰，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國家及百姓，從事殺人的事，當然他們也不喜歡增加地稅這個主意，因此他們強烈的反對，甚至幾個位於拉薩的大寺院還示威抗議，結果達賴喇嘛的提案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在執行上也特別的小心（貝爾，1987）。實際上，政府有時不得已必須出動武力，以達到社會秩序的維持。達賴喇嘛第十四世指出僧團的保守力量，一向是西藏社會的控制力與安定力，不過在社會改革的推動上有時卻是一種障礙（噶索，1990）。不可思議的是，若有對政府的施政不滿意，西藏的百姓很少責怪達賴喇嘛，他們大多責怪擔任內閣的人，提供了達賴喇嘛不實的訊息（貝爾，1987）。

《七、當時的僧教育問題》

生命的軌則之一是，不論人們如何的防範，缺陷總是免不了的。認識這個軌則，人們在面對不可避免的變化時，有機會掌握變數以影響其變化。佛法所強調的是：接受並認識變化的現實，並進而將它的正面影響力擴大至極限，以利益最多的生命。當然，西藏佛教教育也不例外，有其不圓滿的地方，其中有三點特別值得討論，那便是：僧眾的質比不上它的量；課程目標太單一：太著重辯論，對於其他治學方法，如寫作等，不很受重視。

雖然，西藏出家人一向以其解門要求嚴謹著稱，其僧團的規模、僧眾的人數、寺院的雄偉，都令人望塵莫及，可是以其平均品質來校量其數量，則又是另一幅很不同的圖樣。提高全體僧眾的品質，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不是每一位僧眾都有那麼好的機會，有那麼豐富的資源，或有那麼大的能力，可以長途跋涉來到大學府，乃至說有那麼充份的能力通過入學考試。達賴喇嘛十三世與十四世，都對提高僧眾的品質十分關心。他們經常巡視各寺院，到各寺院跟僧眾傳授戒法、講說經教以及提攜戒律的受持。達賴喇嘛以為西藏出家人的數量太多了，他說，品質更重要（固德曼，1986）！

西藏僧教育的唯一目標在發菩提心成無上正覺，為達到這個目標，學生必須投注全副身心。由於全副精神放在佛法的修學，因此僧眾對世間的一切事業，完全忽視或放下。本來這種修學態度是必要的，問題真正出在對這種態度的「執著」。拒絕與外界接觸、不願意推動社會改革、深怕受到外力的控制，都是典型的問題。還有，由於這點價值觀不同的關係，西藏的出家人比起西洋的宗教專職人員，在從事社會服務這方面，看來也遠遜於他們的積極。而以不染著的心，改善現實生活與社會，有愈來愈受重視的傾向。

另一個以佛法為單一目標而修學的副作用，在西藏的僧眾身上，很嚴重的表現出來，尤其是在一九五九年之後。許多西藏出家人為珍惜其信仰自由，逃脫中共的控制，他們不得已離開自己的國家，轉瞬之間，他們身處異國，不但信佛的人少了，連他們自己的語言，也一下子完全行不通時，僧眾的生活簡直苦不堪言。正如獲有格西學位及密教學位的重格拉仁波切（若透，1991）在其自傳所說的：

當時我認為儘管國家困難重重，我還是決定要留下來，與達賴喇嘛及我的老師在一起，同擔苦難，而不願意到一個陌生的國家一切重新開始。從當時到現在，我時常無限感慨的想起，我那充滿智慧的善知識空休格（Konchog）跟我說的話。「當重格拉在空休格座下修學的時候，空休格曾建議他去學英文」尤其是我在紐約大百貨公司擔任物品貼標員的時候，他的話就在我的心上，以無比的力量敲擊著。

前面曾提過，口試是西藏用來鍛練學生心智，並考驗其學習成果的主要方法。辯論是每一種考試必然的要求，為了要能夠有效地辯勝對方，學生必須背誦許多經典，必須熟悉邏輯及辯論技巧。可是把寫作視為治學的工具，卻一點不受重視，學習公文的書寫只是少部分僧眾的訓練。矛盾的是，有些已經拿到格西學位的人，在寫字及寫作上還有困難。雖然口授有其不可取代的優點，它能在教學上對機說法；可是純粹仰賴口授也有其缺點。如果沒有現代科技的話，口授只能局限在某一時、某一地、某一些聽眾，寫作則不然，它可以提供廣大群眾接觸佛法的機會。試想：一個僧眾花了那麼多年的時間，孜孜不倦地從事嚴謹的學位辯論會，卻沒有留下一個類似今日研究所的論文，一方面能夠長久保存，另一方面能夠提供後人參考，這不能說不是一種不幸！在現代的西藏教育裡，將寫作當做一種深度的治學工具，是應該提倡的。

參、結論

西藏僧教育旳制度是延襲印度而來，從第七世紀一直流傳到現在。二十世紀初，由於西藏制度的動蕩不安，其佛教引起了全球的注目。西藏教育制度與大部國家的教育制度最大的不同是，它非常著重終生教育，在他們教育目標裡，沒有為當前的短期目標；所有的學習都針對最高目的——成無上正覺而發展。其教育大約於六歲開始，直到幾十年以後才告一段落，整個制度包括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其組織主要以科目來連貫。不同的班級代表的是學生的學習進度，學生年齡與班級完全沒有關係。其佛學研讀非常嚴謹，不過它只是修行的基礎。

佛教在西藏文化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寺院及出家人的數目，充份地說明這層關係；全國大約有六千個寺院，其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至廿五是出家人。西藏佛教有四個大宗派，每一派都有其一套修學課程。噶魯派的課程被分為十五個階段，格西學位是經學的目標，之後學生可以繼續追求密教學位。學生除了必須修完課程之外，還必須通過學位考試，才能拿到學位，而所有學位考試，都以口頭辯論的方式進行。

每一學生入學時都有一個入學考試，其重點在測驗學生對某些基本經典的認識。生活上，學生都住在如同鄉會的康村，每個學生都有二至三位指導老師，佛法由教授法師教導。學生花相當多的時間熟讀經典，並與同班同學或其他班同學辯論其內容。

學校的內部由院長領導，其下有糾察等其他職務，寺院與寺院之間，雖然行政可能獨立，可是在法的傳承上，沒有任何一間寺院是完全孤立的。西藏寺院的組織有一個科層結構，小的寺院有其本宗的上院，一般說上院在規模上比較大、比較完整，而且提供完整的教育。自從一六四二年以後，達賴喇嘛一直是最高的宗教領導及政治領袖。

對外界說每個出家人，都有機會與民間的政府產生關係，因為西藏的政治制度是採政教合一制。出家眾與在家眾並肩料理國是，出家人稟著佛法的教育來治國，他們保守的勢力很大，在政治上發出其或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其他不在政府單位做事的人，也與老百姓關係密切，他們協助百姓處理生活上，從出生到死亡的一切瑣事。雖然說，有很多出家眾選擇住在茅篷裡，或短期，或長期，乃至終生不與外界接觸，可是還是有無以算計的出家人，擔任西藏百姓的家庭顧問。由於傳統所致，西藏出家人在社會上，擁有崇高受人尊重的地位。這特殊的地位是西藏世世代代的出家人，辛苦耕耘以身作則，辛勸化渡利樂眾生而贏得；也是世世代代的出家人，以優異的行持維繫不墜的。

可是西藏僧教育也有它的問題，其中有三個很值得討論：第一是出家眾的質與量不相對稱，因此，除了注意提高其學習品質之外，還必須向全體僧眾推廣基礎教育努力。達賴喇嘛曾表示：西藏出家的人數太多了！第二個問題很巧的是，它竟也是西藏僧教育的特長——專修佛法，出家人一心致力於佛法的修學，往往反對所有他們以為過份的社會改革。另外，在外界環境失去控制時，他們的單一所長嚴重地限制了他們發揮彈性，而創造新生機的能力。最後，在他們的課程裡，顯然對各種智能的培養不很平衡。學生在記憶上及辯論上受到特別的磨練，可是，其他像以寫作來治學卻不普遍。寫作不但是一種有效的為學工具，也可以將良好的作品流傳下來，因此應該予以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