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119 期
2015.06.20
思竹、王志成 譯
【宗教對話的目的】走向和平哲學「和平哲學」的挑戰
提及阿育王（Ashoka）的和平法令（他稱之為「法敕」），或譴責雷納圖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11] 的話：「讓同往和平的人準備戰爭吧！」（Qui desiderat pacem, praeparet bellum），或引述品達（Pindar）[12]的名言：「戰爭僅僅對那些沒有嘗試過的人才是甜蜜的。」（Dulce bellum inexpertis），或重複伊拉斯謨《和平頌》（Querela Pacis ）緒言中的話：「和平是『一切幸福之源』」，以及想起諸時、諸地發現和平之重要性的許多高尚靈魂。提出這些並不困難，但是，當我們不得不依這一發現而採取行動，同時除了自己的良知又沒有任何支持時，真正的挑戰就產生了。
所有人的生活重任之一即是創造和平
所說的話總比所寫的字有力量，我想傳達某種比簡單觀念更豐富的事物，我想闡明我們全都是話語的「作者」，而不僅僅是「聽者」。行動也比簡單的話語更有力量，我想傳達這樣一種感覺：我們大家、所有作者和讀者，都致力於最具吸引力的、最困難的，也是最有希望的生活重任之一——創造和平。
正如我們必須明白的，和平問題不是僅僅通過一種有效的行政管理就可以解決，因為它關乎人類文化的終極基礎，最終關乎「實在」本身的終極基礎。這是一個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大事。
甚至西方古典作家都有關於這一問題的著述。拉納（Italo Lana）[13] 通過大量文獻，令人信服地否定了這樣一種觀點——對古典作家來說，「和平」僅僅是指沒有戰爭。這對許多傳統文明來說，幾乎同樣顯而易見。亞里斯多德本人曾宣稱：「和平就是政治的目的。」（《政治學》［Politics ］卷七）確實，和平與宇宙秩序相連結，人類的和平即是分享那秩序。我們於是適得其所，實現我們的目的。生活在和平中，就是生活本身的目的。
「和平」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它並非簡單地說沒有任何類型的戰爭以及我們有機會從事日常事務。聖文德（St. Bonaveture）[14] 說：和平不是放在「那裡」使用的事物——它不是一種有用的（ad usum）價值，而是一種享用的（ad fructum）價值。把它給我們（因而它是一件禮物），為的是我們可以享用它，並在其中感到欣喜。它不是工具（uti），而是果子（frui），亦即它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我不是為了去做其他事而擁有和平；相反地，我就是和平（意譯《以弗所書》2:14）。處於和平時，我就活出了生命的圓滿。
但是，在一個幾乎已失去真正喜樂感、享受感（fruition，文藝復興運動稱之為「delectatio」）的文明中，已難以實現這樣的和平了。
生活不是為了競賽，而是為了生活
如果僅僅把和平視為一種手段，那麼，幾乎無疑地，在所謂的「和平時代」，我們應追求更有意義的事物，並再次以戰爭告終。在此，「默觀」的政治力量就顯示出來了，它向我們揭示，許多人如今所稱的「生活品質」，不只指享樂的精益求精。生活在其展開中有它自身的意義，不是僅僅將一個人的生命，花費在為未來或他人創造生活條件之中。
我之所以談到「默觀」，那是因為如果沒有一種對線性時間的超越——沒有對單純生活的體驗，就沒有對「存在」本身、對赤裸裸的人生的體驗，根本就不可能進行默觀。默觀與生活中絕大多數的基本因素相聯，這些因素事實上也是最根本的。
我們完全喪失了「生活是目的本身」的覺知，這條真理既簡單又費解。宗教的嚴重異化，就在於相信真實生活是未來的生活以及尋求未來的不朽生命。但這不是永恆的生命，不是生命的圓滿。一種更為深層的墮落是科學描繪的漫畫，它把我們的生活描述成為了未來的簡單方案——我們的生活永不停止地運轉，任何事物都是通向一個不可抵達的烏托邦的手段，而我們自己也僅僅是進化鏈上的一個個環節。
軍備競賽是一個跡象，但知識競賽也同樣是一個跡象。「競賽」（race）一詞應引起我們警惕。生命不是為了競賽，而是為了生活。
顯然地，和平的理念也會墮落。例如，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和美國所謂「國際新秩序」（pax americana；new international order）的和平，或許是兩個有名的例子（我將它們與歷史意識和反諷聯繫起來）。前者是基於「保護『文明』世界（羅馬社會）」的信念，免受蠻人入侵；後者則試圖用類似的理由作辯護，訴諸「保衛」民主和「自由貿易」。
「和平作為目的」的這一觀念與事實，也意味著我們一定不能甘心將和平置於生命的盡頭——置於死後或置於彼岸，或可能有個完美的末世和平。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等待末世，以便享受到即使不完美但可能真實的和平。以基督教的話來說，是軀體的復活而不是靈魂的復活，這不僅是一個末世論信條，而且也是此時、此地的盼望，它讓我們得著喜樂，獲得滿足（《約翰福音》16:24）。它的對應詞是崇拜濕婆的印度教傳統的「靈魂解脫」（jīvan-mukta）。
我把本書獻給那些已在生活道路上發現目標的人——那些已經抵達而不再奔波的人。他們的旅程是一種閒逛，所以他們可以去任何地方。他們是耶穌在「天國八福」（Beatitudes）中所說的「締造和平的人」（peacemakers），[15] 他們不再有感到要去完成偉大業績的焦慮，他做什麼都有時間。早期基督徒的末世熱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既然沒有基督再臨（parousia），我們就應更深層地把握福音資訊。我們不是在胸前交叉雙臂地坐著空等，或忙於自己的私事；相反地，是自由地獻身於我們相信最為重要的事物——和平。
[11] 弗萊維厄斯．韋格帝烏斯．雷納圖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約西元四世紀）：古羅馬軍事專家，撰寫軍事著作《論軍事》（De Re Militari ），在書中詳細地論及了古羅馬時代軍團的編制、裝備、訓練和作戰方法等。在中世紀後期，隨著重裝騎兵的衰落和步兵的興起，《論軍事》還曾被歐洲軍界奉為經典。
[12] 品達（Pindar， 約西元前518-438 年）：古希臘最偉大的抒情詩人，以合唱琴歌著稱。其詩氣勢宏偉，詞藻華麗，思想深邃，傳世之詩主要是讚美奧林匹克運動會及其他泛希臘運動會的勝利者和其城邦的頌歌。其合唱歌對後世歐洲文學有很大影響，在十七世紀古典主義時期，被認為是「崇高的頌歌」的典範。
[13] 伊塔洛．拉納（Italo Lana, 1921-2002）：義大利古典文獻學家、反法西斯主義者。
[14] 聖文德（St. Bonaveture, 1221-1274）：義大利人，三十六歲即擔任方濟會總會長。他主張天主內在於人的靈魂中，所以，人返回心中找尋天主，亦即返回內心找尋「存在」本身。因為聖文德強調人的心靈是理性的神靈，而後者是蒙天主所光照的，人才能認識心中的天主。因為聖文德的哲學重視天主與超自然事物的知識，所以，聖文德在哲學史上被稱為「神秘主義的哲學家」。
[15]「天國八福」（Beatitudes）或稱「真福八端」，是耶穌在巴勒斯坦早期傳福音時的宣道，記載在《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至十二節，包含在信徒稱之為「山上寶訓」的內容當中。耶穌在「天國八福」說的是我們被十字架改造後，變得神貧、溫良等等，而因此受祝福。這些改變是天主的工作，不是我們憑自己的力量能達到的。其中「締造和平的人」是指不單愛和平的人，而是身體力行追求真理的實踐，把他人帶到耶穌那裡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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