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讀書人大量修習禪宗的結果，使中華文化有了新的轉換；至少，禪宗的「空」與道教的「無為」互為表裡，巧妙結合，而形成中國古代讀書人一種集體的文化人格—淡泊的、隱逸的、瀟灑的生活態度與追求。

 

這種淡泊、隱逸、瀟灑的生活態度，在北宋以後，逐漸發展成「文人畫」的主要特質，終而成為中國書畫的正統思想。直到民國初年，才被洶湧而來的西方藝術思潮所搖撼。

 

中國書畫的發展，正如禪宗一樣，都在時間的長流中，經歷著盛極而衰的命運。禪宗的自由與機敏，本來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式的「拈花微笑」的心證，不可避免地慢慢出現了故弄玄虛的文字遊戲，後來甚至變成人云亦云的「口頭禪」，不立文字的禪宗，最後淪落為文字與語言的遊戲空談。

 

文人畫在元代末年發展到最高峰，「元四大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的山水不再只是宋人眼中的風景，而是畫家的處世哲學與生命境界。到了明朝末年，以董其昌為主的「華亭派」獨領書畫風騷，董其昌甚至以佛教南北宗的概念，提出劃時代的繪畫南北宗觀點，他的《畫禪室隨筆》，處處可見禪宗的影響。

 

然而，也正是這個把畫和禪相提並論的董其昌和他的主張，把書畫帶到完全復古、制式、甚至僵化的死胡同中。正如「空有」之說被世俗輕薄運用，而只剩下空洞的名詞，書畫的「文人氣」也僵化成繪畫圖式的「畫譜」。

 

一直到近代，無論佛教與書畫，才不約而同的把視線回歸原始的經典，而重新展現新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