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時間有限，在這裡我只能以比較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台灣比丘尼的整體表現及其所以如此的相關背景。

從宗教現象來看，台灣佛教比丘尼之多和彼等對當代台灣社會所產生的鉅大影響力，乃是佛教史上罕見的宗教現象。在當代台灣佛教的任何寺院和教團裡，若無 比丘尼的協助，甚或全權處理，則幾乎凡事都很不容易進行。我甚至曾在一些公開的場合表示過：台灣佛教其實已是女性當家，若比丘尼集體罷工，則當代台灣佛教 有可能馬上就要面臨崩盤的窘境。——這樣的看法，從剛剛在座談會上報告過的淨心長老的口中，也可以證實。

可是，在討論台灣比丘尼的整體表現及其原委時，我們不能一刀切，只談當代或只談戰後的這一階段，而必須追溯到日據時代才行。

因此，我在今年（一九九七）出版的新著《台灣當代佛教》（台北：南天書局），特別撰文討論台灣佛教女性剃度的百年滄桑。在此文中，我根據各種可靠的歷史文獻指出：

一、台灣比丘尼的前身，即清代以來的佛教女性，有一個時期，是以帶髮修行的「齋姑」為主的。

二、台灣正式比丘尼的出現，是本世紀初期的事，而且，一開始就和台灣佛教改革運動有關，也幾乎和台灣女權運動的崛起同步。這一重要的起點和意義，我們是不能加以忽略的。

三、台灣佛教比丘尼由於一開始就和台灣現代化有關，所以標榜專業性、自主性，以及因之而產生的社會影響力，一開始就很明顯，在日據末期更是達到高峰。 可是由於日本戰敗，台灣主權回歸中國，日本佛教各派隨著殖民統治結束而退出台灣，連帶的，許多受過日本佛教高等教育的佛教女性菁英，也面臨了轉型的困難。 再加上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大批大陸僧侶逃難來台，藉著戒嚴體制的組織控制和傳戒一元化的長期影響，使得台灣佛教比丘尼，只能退居幕後，而由比丘主導佛 教界。這也是導致很多人，誤解為台灣佛教比丘尼只是在當代才會活躍的主要原因。其實是由於政權變革和佛教型態不同，才導致戰後台灣比丘尼的長期沈默。

四、台灣佛教女性的人數之多，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現象，這和台灣社會的開放性格有關。可是，在未解除戒嚴以前，台灣充滿了政治的禁忌，社會運動也不易 公開進行，所以比丘尼的社會影響力，一時也不易為外界所察覺。台灣比丘尼的專業性、自主性的出現，以及社會給予的高度評價，都是發生在近十幾年裡，可見外 在環境的變化——台灣社會的巨大變革、政治威權的式微，都是發生於這一時期，而這一時期也是女權運動的全盛期——也是促使台灣佛教比丘尼崛起的不可或缺的 因素。

五、台灣最早的女性教團可追溯到日據時期大崗山的龍湖庵。龍湖庵迄今猶存，人數也多，可是因為缺乏現代化的自覺，而失去早期的社會影響力。當中的關 鍵，就是能否具有現代化的自覺與因應之道。目前台灣佛教比丘尼的現代化教團，可以香光尼僧團為代表，其出家眾的教育提升、庶務的磨練、民眾教育的舉辦等 等，可以說無一不講求；在設備方面，圖書館、出版社、電腦管理等，也頗具水平，特別是佛學資訊方面，更是國內極具專業性代表的道場之一，此所以舉香光尼僧 團代表台灣佛教現代女性教團的原因。

六、就教團看，現代化是其成功的必備條件，就個人看，亦是如此。以昭慧尼師為例，她主持的「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是台灣少數有影響力的社會團體， 曾在反挫魚運動中，大顯身手，如今也盡力於動物權的提倡。她所著的《佛教倫理學》，其中觀念之新和開放，可以說在亞洲佛教界居於先驅的地位。凡此可以看 出：事業化、現代化和自主性，是台灣當代比丘尼整體表現所以傑出的原因。

達賴喇嘛說要來學習台灣比丘尼的教團制度，除了傳戒等各種既有制度外，更需知道台灣比丘尼的特徵——專業化、現代化和自由性。了解了這一特徵，對比丘尼迎向時代的關心，才是真正具足意義。

最後，我把台灣比丘尼的整體表現歸納為三點：

一、台灣佛教界的事務，有百分之八十是由比丘尼負擔的。

二、台灣比丘尼的專業水準，在佛教史上是罕見的。

三、台灣比丘尼的事業之多元化、之認真、之受社會肯定及其影響力，在歷史上也是被肯定的。